法治正当性的内在根据

以个体的行为自由为核心的法律权利应当而且可以保障和维护以个体的内在自由为核心的普遍道德权利。这是法治正当性的内在根据。以三大绝对律令为代表的普遍道德法则是检验法律权利正当性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及其合理性 (广义 )的必要条件     

刑事自诉案件证明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自诉是刑法公法化之前人类社会纠纷解决的普遍形态,尽管适用范围被逐渐限缩,但仍有其独特的制度理性和价值。在立法层面,虽然自诉制度同公诉制度有诸多差异,但由于对刑事自诉制度缘起及社会功能的认知模糊,当前的刑事自诉案件证明标准在制度设计上与公诉案件混同,以致实践中自诉案件无罪率畸高,未能发挥自诉制度的实效而使该制度虚置,即为制约自诉制度功效的最大桎梏。为此,应当澄清自诉制度的本质,还原其作为"私犯"救济的历史真相和社会属性,基于提高诉讼效益和自诉人举证能力偏弱的现实,剔除公诉案件证明标准中对公权力进行限制的制度设计理念,重新建构不同于公诉案件的自诉案件证明标准,在语言表述上可以将其界定为"证据基本确实、充分,事实基本确信",以此推进刑事自诉的实行化。     

中国法学实证研究客观性难题求解——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启示

以实证研究方法为特色的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日益受到关注。中国法学研究方法正处于转型之中,实证研究方法将成为法学研究的常规范式。一些学者对法学实证研究的客观性提出质疑。求解实证研究的客观性难题可以从马克斯·韦伯那里得到启发。韦伯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研究具有代表性,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做到“价值无涉”。韦伯主张的客观性以价值关联为前提,以客观可能性为基础,以对理想类型的应用和超越为实现路径。在法学研究中,运用指向客观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有必然性,这是由法学研究对象的广泛性以及法学对法律的批判功能决定的。法学实证研究并不排斥主流的规范研究,两者应互相补充,这也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学实证研究要实现客观性,需要兼顾证实与证伪,注重文献的积累、理解的逻辑以及实践。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目标是要在韦伯方法论基础上实现创新和超越。     

言论自由: 网络法治的“母”与“子”

作为言论自由在网络社会的表现,网络言论自由既有传统表达自由的共性,又蕴含特殊的规制难题.现时期出现的各类网络言论自由界限与法律缺位的案例使得相关多方的权利保障面临困境.西方国家对网络言论自由的规制以及我国现实司法实践中的良性做法提供了制度改革的思路.     

“德治”与“法治”传统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侧重于中国政治文化角度的分析

对于中国历史文化,过去曾有儒、法斗争贯穿始终之说。而学者们则更多地认为儒家道德人文主义是中国历史文化最重要、最具核心意义的精神。若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儒家与法家互补、"德治"与"法治"兼重,乃是中国历史上的基本政治结构,也可视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特质。正在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们对其予以科学分析,能获得多方面有益启示。     

功能翻译理论在对外宣传翻译中的应用

本文回顾了功能翻译理论的发展历史,以该理论的的目的法则以及另外两个原则语内连贯和语际连贯为理论阐释,探析了对外宣传的翻译策略。     

德治：道德信仰之治

规范性德治的整齐划一决定了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诸多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困难。德性的建立要以对道德绝对命令般的信仰和感情为前提,所以德治首先应该是道德信仰之治。现代道德价值的多元性决定了道德信仰之治不是整个社会道德信仰的一致性,而是个人道德生活的同质性,即道德价值信仰的多元化。     

中国特色“法治民主”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走了一条“法治民主”道路。这条道路把共产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大力加强法制,确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而逐步实现“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走这样一条民主政治建设道路,是由经济结构变化、市场经济发展、人民大众需求和传统政治文化影响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而经济结构变化和市场经济发展是根本原因。     

美国证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规则的发展及启示

以由美国金融市场管理局制定而获得美国证监会批准的关于证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规则及其监管通告的内容为基础,阐述了《多德-弗兰克法案》颁布后美国证券市场适当性规则的基本原则、证券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所应承担的主要适当性义务的内容以及违反适当性义务所可能受到的处罚等美国证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规则的最新发展.在此基础上,结合美国相关规定的启示以及中国关于证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规则的规定,认为中国应该制定专门的部门规章来规范中国的证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规则,系统地完善证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义务的主要内容,完善对违反证券市场适当性义务的监管和处罚的规定,以更好地保护证券市场投资者的利益.     

论现代战争与完善21世纪战争法规

现代战争对生态安全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一些新式武器,如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等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和巨大的破坏力。还有一些武器正在实验或试制中,如基因武器、巨浪武器等,对生态安全更具有破坏作用。本文论述新式武器对生态安全的巨大破坏,提出完善21世纪战争法规则,追究主要战犯的战争罪、种族灭绝罪、破坏生态安全罪。作者对修改战争法规则提出八点建议和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