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数据损害的类型及其确定

依告知同意原则构建的个人数据保护制度面临着过度收集、擅自披露与滥用等问题的严重挑战。公权保护路径存在监管力度、范围及效力的局限性,而传统侵权法上的损害观念架空了数据主体的私法救济权利。因此,为保障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扩张侵权法上损害的含义。法律上可予赔偿的个人数据损害应延及两类新型损害：数据主体遭受次生损害的风险,以及社会分选歧视、数据监控、自动化决策等造成的人格利益减损。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为解决风险与人格利益减损所产生的经济量化与举证责任之困境,《个人信息保护法》应采用知识产权法中广泛适用的法定赔偿制度。     

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

针对目前中国在防范与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缓解现实债务压力和潜在财政风险、缓解其与社会经济稳定之间的矛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建议,从而建立一套科学的防范政府债务风险的机制,强化地方财政风险预警体系,实行政府债务报告制度,确保政府债务始终处于安全线之内。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感知风险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西安市区消费者的调研数据,分析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感知风险的认知程度,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影响感知风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不同人口特征在转基因食品感知风险上存在显著差异,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转基因食品知识、社会信任与感知风险呈显著负向关系,对健康的关心与感知风险呈显著正向关系。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政策建议。     

解苦以求安宁：韧性视角下老年人的临终生命质量探究

随着人口死亡模式的转变与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的临终生命质量已成为大众关注的社会问题。本研究参考“身心灵平衡”韧性整合模型构建分析框架,运用半结构式访谈法与实物分析法,深入探索影响老年人临终生命质量的风险性与保护性因素及其作用路径。研究指出,身体的衰弱与疾痛和心理的情绪困扰是老年临终生命质量的风险性因素,它们均会损害老年人原有的平衡状态,且身心二者的负面影响存在相互强化的作用;而内在的灵性能力和外在的社会支持作为保护性因素,能够帮助老年人增强死亡准备、重构生命状态。基于上述结论,研究从身心社灵四个维度重点讨论了社会工作介入老年安宁疗护的发展方向。     

“拆村并居”的风险解析

风险概念因其直接关涉风险分配、权力与权利关系而具有宪政内涵,从而被接纳为法学概念。法学风险概念在法律系统的运作依赖于法律程序的设计。从拆村并居问题的分析可以发现,传统法律风险决策与现代法律风险决策的差别在于后者更关注风险沟通与风险评估,此二者有助于重构当下国家与公民的互信关系。因此一个扩大化的分析是,有关风险语境下政策与行动的基本框架应建构在国家与公民二者关系的基础上,重视国家与公民关系对于处理风险议题具有重要作用。     

浅谈会计人员职业风险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会计工作越来越重要,会计信息越来越被广大投资者、债权人、企业管理者等会计信息使用者所重视,成为了他们进行宏观决策的重要依据。但同时,会计造假、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几乎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一问题损坏了会计人员的社会公众形象,更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因此,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不断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才能提升会计人员职业价值。     

高校经济性腐败临界行为及机理研究

教育腐败危及公平和社会公信力,目前,高校腐败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热点。文章以博弈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高校监督者和高校从业者之间的博弈关系,揭示了高校经济性腐败的临界行为,研究表明,高校从业者临界收益与监督概率、从业者收入、贴现因子及从业者任期正相关,与从业者风险好恶系数负相关,高校监督者临界监督成本与背德未被发现时收益、从业者收入、背德概率、贴现因子及从业者任期正相关,与监督者风险好恶系数负相关,在此基础上,提出应采取选择品德高尚的高校从业者、提高腐败成本、建立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等预防高校腐败的措施。     

管理者在校园风险管理中的职责和应掌握的策略

本文以风险管理中最为集中的教育行业为研究对象,对校园风险管理中的管理者应该具备和应掌握的策略进行剖析。     

风险社会与媒介表征

风险社会的形成与大众媒介表征密不可分:大众媒介通过拟态环境的构建,形成了公众的风险感知,促成了风险传播的蝴蝶效应.在此基础上,探讨媒介形成社会风险的三方面成因:价值层面上,媒介的社会整合功能不足,价值培养欠缺;制度层面上,公益节目欠缺,政府信息制度贯彻不力;内容层面上:网络媒介的风险长尾效应日渐突出.     

论中国转型期社会风险与政府治理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巨大的社会转型之中,体制转轨与结构转型加剧了社会风险的程度,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同时,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政府应从转变职能、扩大公众参与、建立信息机制、增强全民风险意识、健全风险管理制度、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提高风险治理能力,从而全面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