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洋务派官僚自身素质透视洋务运动的破产

洋务派官僚奉行的中体西用理论纲领,说明他们缺乏对西方国家近代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对新式企业采取官督商办企业经营方式,说明他们并不具备兴办资本主义工商业所必需的经营管理知识,为特定企业采取借款缓息、减免税厘、提供专利特权等措施,说明他们并不具备举办资本主义工商业所必需的经济学知识。洋务运动的破产固然有诸多客观原因,但也与洋务派官僚思想观念和知识结构等方面存在着的诸多缺失密切相关。     

城市化进程中村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创新机理探析——以江苏省无锡市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创新为例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村级集体产权制度面临新的变革.本文运用产权分布情况及产权量化程度两个产权界定指标,对股份合作制的产权界定、双层经营体制下农村集体产权界定的局限性及其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作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以江苏省无锡市为个案,对各地在城市化进程中所进行的村级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认为村级股份合作制改革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一种创新,它利用股份合作制产权界定的特点,有效克服了城市化中村级集体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村级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理性选择.     

农业转移人口宅基地退出机制研究

农业转移人口宅基地退出是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保障农民权益的关键选择,而有效的宅基地退出机制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宅基地退出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宅基地退出目前还面临着传统观念约束、地方政府职能错位、宅基地产权不明晰、退出意愿不强烈、补偿不合理等制约性因素,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构建宅基地退出的就业保障机制、经济补偿机制和收回惩罚机制,同时宅基地退出机制设计运行还需要良好的制度保障。     

“课归商办”：析论陶澍整饬两淮盐务的主张和实践

“课归场灶”与“课归商办”代表了清代处理盐法主体关系的两种相向立场。陶澍力主后者并努力践行,虽总体并不成功,但其意义主要在于对“课归商办”的确认,在于对清初以来盐法动荡的某种稳定。在这个意义上说,陶澍在两淮的盐法主张和实践具有“变法”和“改革”的内涵。     

群体动力论在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中的应用

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给建立和谐校园和稳定社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针对目前高校校园内频频发生的学生群体性事件,高校管理部门应高度地重视。本文从库尔特？勒温的群体动力理论出发,将高校学生群体看成一个相互影响的系统,从网络、学生主体同质性以及教育职能等方面来分析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诱因,然后从群体性事件的预防着眼,探讨了有效预防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的措施,以期有效地控制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中国的知情权保障与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进程

中国对公众知情权的保障主要通过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来实现,并已经将这一在信息时代迅速生长的基本人权写入了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中国首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之中。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具有中央和地方立法平行、建章立制与维权实践共举的特点。实证资料表明2009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情况好于2008年,但还存在着法律落后于制度发展、规则体系和执行机制还有待继续完善以及救济机制的实效性不强等问题。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应考虑尽快制定信息公开法等法律来确认知情权,抓紧完善信息公开的实施机制和以行政复议与诉讼制度为核心的救济机制,扩展公众参与的范围,提升其水平。     

深化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方式都是现实环境下的产物,粗放经济发展方式是在一定的制度约束条件下追求本位利益的个体"理性"集体无意识的选择,看起来不可思议,却有其存在的客观性。旧体制不清除,经济发展方式就难以转变。制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层次政治体制障碍集中存在于政府职能难以转变,制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层次经济体制障碍集中存在于要素市场。因此,必须加快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首要的是加快民主政治建设,把政府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以此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使生产要素真正市场化。在新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实现经济发展方式顺利转变。     

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发展命题:方向、路径和关键点

目前多哈回合表现出的根本矛盾是多边约束的对称性与承受能力的不平衡性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并不新鲜,但此轮回合体现得更加明显。必须提供充分的理由或创新的模式才能说服多方共同努力。发展中国家开始强调,WTO的价值要体现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的具体响应和平衡贸易收益的机制建设上,WTO应当从根本理念上进行变革。关键点包括农业问题、服务贸易问题、工业品贸易问题和特殊与差别待遇问题等。而解决路径则包括各议题下更实质的倾斜和相应的分组设定适用条件。WTO将不再只是各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问题的外在影响力量,它的方向应当是成为全球平衡发展的协调力量之一。     

论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制度设计

自三代始,迄于近代,上下四千年。其间,制度设计之事,史不绝书。然而,择其具有原创意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制度设计,主要有三次,分别出现在周代、秦朝和近代。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古代制度设计权属于王和圣,虽为价值有涉,但也使“天下为家”体现出“天下为公”的理想。前两次制度设计以家天下政治为核心,先后形成了王制和帝制的模式;近代以孙中山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制度设计,效仿法、美模式,开启中国民主制度的先河,奠定了中国政治的基本方向。从历史背景、设计者及思想来源、系统性、创新性、本质性和对外影响来比较,三次制度设计既有相同性也存在着本质差别。三次制度设计对中国历史的进程有重要影响,可以作为中国历史上时代划分的标志。三次制度设计皆发生在中国历史转折时期,其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启示和借鉴。     

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法律制度构建

反贫困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契合了经济法的社会整体利益,凸显了经济法社会责任本位的实质内容,亦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我国反贫困的嬗变历程表明贫困地区正在缩小范围,然而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形势仍然严峻,反贫困法律制度严重欠缺,需构建科学合理的反贫困法律制度体系,确保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工作的顺畅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