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之约的订立与轰毁——阎真《沧浪之水》的叙事结构分析

运用契约型叙事结构理论分析了《沧浪之水》的叙述结构,从叙事结构来看,《沧浪之水》真实细腻地展示了池大为心灵之约的订立、履行、违反到最后轰毁的心路历程,深刻地揭示了在社会不良风气浸染下传统人文精神的败坏和毁灭,给传统人文精神唱出了一曲忧伤凄凉的挽歌.     

浅析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我党"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提出来的治国方略.内涵即为健全的法律制度,法律的普遍遵守;依法治国是历史的选择,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因此,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     

真德秀《诗经》评点的“性情之正”说

真德秀的《诗经》评点,以"性情之正"为价值核心,这种文学观渊源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和"重质轻文"的文学功用理论,对南宋末年的文学产生了影响。     

弗洛姆“逃避自由”思想对解析我国社会转型期民众心理的启示

弗洛姆的学术贡献之一是对人类自由进行了独到的剖析,指出在追求自由的进程中,人类摆脱了封建的束缚,却迎来了新的羁绊,从而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困境,处于困境中的现代人出现了极力逃避自由的反常现象。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转型期,民众心理同样广泛存在着弗洛姆所指出的机械趋同、破坏欲、权威主义三种“逃避自由”机制的现象,这些问题成为我国社会各方面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论《喧哗与骚动》的诗性语言特征

福克纳虽然常常被认为是著名的小说家,但他原本是个诗人。他在舍伍德·安德森的劝说下,放弃了诗歌写作,转向小说创作,然而他从未放弃运用诗歌的创作革新方法进行写作实验。依照语言学家里奇的诗歌变异理论,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里主要运用了词汇变异、语音变异、语法变异、书写变异和方言变异等手段来刻画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内心、挖掘主题。福克纳针对处于精神混乱状态的康普生一家巧妙娴熟地把变异的语言加注在他们头上。让他们分别运用适合自己精神状况、身份和命运的语言从不同侧面来言说这个家族（南方的代表）的分崩离析,契合了美国旧南方必然走向没落的主题。     

汉魏六朝诗歌中的美人意象与政治托寓

"美人—佳人"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并具有某种原型意象的特性。从屈原楚辞开始,美人意象总是与政治托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对美人意象内涵继承与演变的分析,可以看出时代政治与社会思潮对此类诗歌的影响。本文试从原始文本出发,探讨汉魏六朝美人意象与政治托寓性之关系,以及本身象喻性的不断淡化,并逐步走向现实化、世俗化这一发展过程。     

中国古代科举的发展阶段及其文化特征

本文旨在对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形成及其发展阶段进行描述说明,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科举在不同历史阶段体现出的创新和发展,以及在不同朝代体现出的文化特征。选拔官员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巩固政权的必要手段,选拔官员的方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不同的人才选拔方式在不同阶段起到了不同的作用。科举作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选拔官员的重要方式,起源于隋朝,经历1300多年的历史,同时也为不同朝代选拔除了各种适应当时社会统治所需的人才。科举在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科举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不同统治者利用科举选拔官员的不同需求,科举制度处于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科举科目从繁到简,科举规则从宽到严,科举内容由多样到统一,体现了科举制度在发展过程中的不断优化,也逐渐地使科举演化成了封建社会荼毒读书人的一种腐朽社会制度。从客观的历史角度,科举的出现确实为不同朝代的统治者选拔出诸多的优秀人才,为当时社会的进步发展和统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现代社会人才选拔积累了历史经验和借鉴。     

从《尼各马可伦理学》看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

《尼各马可伦理学》是西方伦理学史上的第一部伦理学专著,亚里士多德在此书中着重阐述了他关于友爱的看法。亚里士多德认为,友爱不仅是某种德性,也是生活中最必需的东西;友爱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即善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和实用的友爱;友爱是联系城邦的纽带。亚里士多德关于友爱的思想是西方近现代伦理思想的主要渊源和重要内容之一,对于我国新时期的道德建设和社会发展也有一定的启示和价值。     

《论语》释名辨正及《学而篇》校释考异

古今《论语》释名之分歧主要在“论”字上,对“论”的解释达八种之多,其中唯章太炎的“论”作“仑”说合乎历史实际。古今对《学而篇》的校勘、解释亦不乏分歧,故略作考察辨正：对“学而”章应作整体性、连贯性解释;“为仁之本与”之“仁”作“人”;“传不习乎”之“传”的本字为“专”;“贤贤易色”句意即“贤贤”“修然”;“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句意即君子忠信,不与不忠不信的人交朋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基于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研究阐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对于当前中国优化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布局，有效激发贸易效应，应对外贸环境的不利冲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视角，构建2007-2017年中国与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贸易效应。总体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有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往来，且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而非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发挥贸易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无论区分贸易方向还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差异，互联网基础设施都具有明显的贸易效应，其中：贸易成本的中介效应主要发生在沿线发达国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主要发生在沿线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以及沿线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新形势下中国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要注意合理布局和把握建设力度，既培育贸易增长新动能，也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