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

乡村振兴离不开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农村居民、社会组织以及市场主体积极参与。但事实上,基层党组织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基层政府的角色表现不明显,农民的参与意愿不高,社会组织的参与力度不够,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不高。为了充分调动各类主体积极参与并形成合力,必须探索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互联网为依托,以协商为手段,以网络治理为平台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新路径。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扶贫策略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打赢脱贫攻坚战。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点区域,致贫因素复杂,扶贫任务艰巨。基于秦巴山区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A-F测度方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度与分解,并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在厕所类型、做饭燃料、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贫困现象普遍。K=3时,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90.56%,多维贫困指数为0.391 6;农户家庭65岁以上人数、耕地面积、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家庭人口数量等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从生活水平、健康医疗、养老保障和教育等方面进行重点扶贫,使农户早日脱贫致富。     

选派书记：有效治理问题村的实践与机制

当前中国农村存在一些问题村,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基于治理问题村的现实需求,华北A县创造了“选派书记”制度,并且取得了不错的实践效果。在县委组织部的多方协调下,县乡共建了农村人才后备库,然后再向问题村选派合适的干部任职村书记,实现人才与村庄的精准对接。选派书记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通过建构村庄权力的整合机制、治理资源的调动机制以及应对琐碎事务的扁平化治理机制,实现了对问题村的有效治理。“选派书记”制度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举措,为基层治理能力建设提供了重要方向。     

新苏南模式：乡村振兴的一个解释框架

新苏南模式作为一个“主动式”与“内源式”的乡村建设实践范式,为理解中国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话语下,苏南乡村城镇化在经济增长动力、产权结构形式、经济增长方式、乡村发展目标上均产生了质的转向,主要以制度创新为实践驱动,从而消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在振兴理念上,通过户籍制度、就业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的变革,以促进城乡融合;在振兴手段上,通过“三集中”的实践策略,以落实乡村有效治理;在振兴指向上,通过多元合作与网络化发展的路径,以建立一个“村庄空间—中心社区—城镇地域”多中心的城乡融合共生系统。     

乡村治理中现代乡规民约的民间法理论问题

乡村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当下的重要任务。乡规民约中流淌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有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积淀,对乡村治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乡规民约作为民间法的一种,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调整国家法所不能到达的地方。然而,乡规民约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因此,要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必须构建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能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吗？——基于全国返乡创业企业的调查数据

乡村振兴离不开返乡创业,社会网络已成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成功的关键。基于2019年全国2139家返乡创业企业调查数据,将社会网络分为强、弱关系网络两个维度,研究了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对其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1）整体上看,农民工的强、弱关系网络均能显著提升其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但两者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2）异质性分析发现,农民工的强关系网络对生存型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更为显著,弱关系网络对发展型和价值型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更为显著;在东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弱关系网络对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强关系网络对中部地区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正向影响明显;农民工的弱关系网络对第二、三产业的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3）机制分析发现,创新精神是农民工社会网络促进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提升的作用机制。因此,建议地方政府搭建促进返乡创业者相互交流的平台,努力实现返乡创业者强弱关系的双重嵌入,积极扩大返乡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同时要注重培养返乡创业者的创新精神,进而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实现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目标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困境及进路

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研究显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与共同富裕的多元化目标具有内在逻辑的关联性,有助于补齐共同富裕的乡村短板,是引领农民跨越贫困、迈向共同富裕的重要引擎。而拘囿于发展的非均衡性突出、资源有效供给不足、产权结构封闭和治理结构失范等因素的制约,当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整体发展仍较为薄弱。面向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以“飞地经济”为抓手,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着重盘活集体“三资”和扩大产权开放性,加速推动“政经分离”,促进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升级。     

农业农村创新与创业联动机制研究

破除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创新瓶颈,关键是解决各自为战、低水平重复、转化率不高等导致的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问题。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特殊性使其创新体系分为创新生产、成果转化、应用推广三个相对独立的环节。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的根源是三个环节衔接不畅,不同主体逻辑分化导致的部分环节“自我循环”、创新链条短化,叠加小农户创新需求难以表达、创新服务供给成本高,使创新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如果不建立创新供给与需求的内在联系,强调创新供给的资源投入,可能造成更多的资源沉淀和投入浪费。农业农村创业迅速发展形成了大量具有创新内生需求的主体和乡村全面振兴人才,有助于打开创新“自我循环”,畅通创新要素循环流动通道,促进农业农村创新均衡发展。从完善创新体系的需求出发,以联动创业与创新为探索方向,以高质量创业补齐创新体系短板,是增强农业农村创新动能的有效机制。要把创新导向和创新价值的创业纳入农业农村创新体系,统筹生计型创业和创新型创业,建立创新型创业的孵化和服务体系,优化乡村营商和发展环境,推动农业农村创业与创新的融合发展。     

“三权分置”下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的赋权实践及振兴路径——基于晋江市典型村庄的实证分析

“三权分置”下不同类型村庄如何形成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路径,进而与乡村振兴目标有效衔接是有待探究的理论与现实问题。通过构建多主体赋权与“经济-社会-治理”制度绩效的综合分析框架,选取晋江市城郊融合类、集聚提升类和特色保护类三种不同类型的村庄进行案例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城郊融合类村庄探索出的住房抵押模式,通过使用权财产权能的规模经济效应释放推动村庄更新,并以宅基地功能转型的作用机制形成多产业融合的产业振兴路径;(2)集聚提升类村庄通过“旧村改造”实现环境宜居建设,呈现出地权集体化与共同利益塑造的乡村秩序,形成强组织统合的组织振兴路径;(3)特色保护类村庄基于资源禀赋推进宅基地入市改革,构建的使用权市场交易机制降低了交易费用,并形成“村集体-市场”共建的产业与文化振兴路径。不同类型村庄在内外部要素与制度赋权的互动机制下,构建了差异化的产权配置形式与实施机制,进而形成与乡村振兴目标耦合的盘活利用路径。     

民族杂居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与共同体重建的耦合——基于文化共生视角的分析

文化振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乡村共同体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文化振兴的推动机制与乡村共同体的重建机制是同构的耦合。在民族杂居地区的两个村落案例中,从文化共生理论视角来看,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构成融合共生的内在动力贯穿于乡村共同体之中,从而激活了村民的内生发展动力,使乡村共同体得到复兴。目前在人口规模化常态化流动背景下,诸多因素给乡村共同体带来挑战,应利用乡村文化振兴和乡村共同体重建的耦合实践向度,以互惠共生文化传承乡村伦理,以组织引领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以公共文化激活公众集体意识,以利益共生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从而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