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古史探微

在成都摸底河两岸发现的金沙遗址是历史上开明王朝生活于此的文化遗存.开明族富于治水经验,他们进入成都平原后很快就取代了出自西山的古蜀族,建立了金沙古城,因此这里并无望帝于丛帝禅让的情况.而古蜀族地位逐渐下降,其沦为二等公民殆无疑义.金沙古城与十二桥遗址相近,应是同时代的双子城.金沙时代气候温暖潮湿,其自然环境与三星堆时代迥然不同.距今约2300年前,金沙古城毁于洪水,不久强秦入侵,开明族统治结束,亦即古蜀最后覆亡.     

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是一项很有特色的人事管理制度,对其进行总结、研究,于当前改进干部考核工作,仍有重要启示:考核主体的素质至关重要,考核原则必须是德才兼备,考核程序和方法必须规范化,考核法规体系必须不断完善,考核监督机制必须行之有效,考核必须起到奖廉惩贪、赏罚分明的作用。     

我国古代法律教育述评

文章通过研究中国古代法律教育之历史沿革,分析封建皇权政治、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教育发展的影响,揭示古代法律教育的特点,为现代法律教育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史传文学影响下的古代长篇小说

由讲史演变而来的古代长篇小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无法摆脱史传文学的深远影响.这一影响不仅体现在小说的技法上,更体现在对史传文学精神的继承上.史传文学浓厚的君权神授的观念,决定了古代长篇小说对奇、幻的追求;史传文学独有的局部单元叙述结构的自成格局和独立性的叙述结构,决定了古代长篇小说的循环结构模式和彩线贯珠式的结构方法;史家的"发愤著书"说和实录精神,决定了古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动机和原则.史传文学的深远影响,最终决定了古代长篇小说的独特风貌.     

盘古国文化遗迹的实证考察——盘古神话来源问题研究之四

南朝梁人任昉《述异记》记载:“古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今南海盘古氏墓,亘三百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桂林有盘古祠,今人祝祀;南海中有盘古国,今人皆以盘为姓。”长期以来,对于任这一地理方位清楚、地点明确、内容翔实的记载,被一些神话研究者视为“伪作”而忽略不论或避而不谈。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在《述异记》中所记载的桂林郡及盘古国故地——来宾市及其相邻地区发现有大量的盘古庙,当地壮族民间至今仍流行对于盘古的信仰与祭祀之俗,保留有许多盘古地名和“以盘古为姓”的居民,印证了任昉《述异记》记载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进而实证了珠江流域是盘古神话的发源地,珠江流域原住民族——壮侗语民族是盘古神话的始创民族。     

古汉养生精对运动小鼠血糖、肝糖原、肌糖原含量影响的实验研究

研究古汉养生精对运动小鼠力竭运动时间、血糖、肝糖原、肌糖原含量的影响.4周龄昆明种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运动组、古汉养生精组.运动组和古汉养生精组进行4周的游泳训练,最后一次进行力竭游泳后采用心脏取血,肝素抗凝,测定血糖含量.取肝组织和后肢肌肉测定肝糖原、肌糖原含量.实验4周后,古汉养生精组力竭时间明显延长(P＜0.01),血糖浓度、肝糖原(LG)和肌糖原(MG)含量均高于运动组(P＜0.05,P＜0.01);古汉养生精组血糖浓度、LG和MG含量与对照组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结果表明,服用古汉养生精具有延长小鼠力竭运动时间和增加能源贮备的作用.     

论我国古代教学研究的五大特点

教学研究是学校教育的产物,随着学校教育的发展而发展。我国古代教学研究的发展具有五大特点：教学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从无文字记载到有文字记载;教学研究的取径——借鉴前人的教学经验;教学研究的目的——注重实用性;教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是经验总结法;教学研究的方式——从封闭式逐渐趋于开放式。我国古代的教学研究,属于“经验——摸索”型的教学研究。     

论《易大传》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易大传》总结了先秦时期的朴素辩证法，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取得了独特的成就。主要是：发展了阴阳概念，使之上升为表述事物对立同一关系普遍原理的哲学范畴；研究了对立面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推动事物发展的作用，着重揭示了对立双方的交感、和谐是生命流程之创造、发展的根据；赋予辩证发展观以价值意义，并提炼为“刚健、笃实、辉光、日新”的“健行”精神，从而对于人生意义具有重大影响。这就奠定了中国古代哲学朴素辩证方法的理论基础，使中国古代哲学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与独有的价值     

基于礼的视角论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

合法性问题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政治统治和大规模的社会管理形态,都有意或无意在寻求合法性上做出了努力。从合法性的视角,对礼与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问题进行探讨。分析认为：君主通过制礼论证自己的合法性,礼成为君主贯彻自己意志的隐喻系统和合法性建构的关键。     

武则天形象的流变:古代小说创作观念探赜

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大多恪守"小道可观"的"史补"观念,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劝善惩恶"的"实录"窠臼。这种先入为主的道德评价致使叙事成为了一种图解,如武则天的形象就徒然成为一种符号。不仅仅历史题材,包括其他题材的小说都这样附庸于史书传统,把自己的价值定位在"一言可采"的道德选择,很少具有自觉的本体意识。只有少数杰作能够对世事人生作复杂的观照,主张虚构的"事体情理",走向观念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