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与中国古代取保候审制度的形成

取保候审古称责保知在,是刑事司法中普遍采用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是借助于保证人的信誉约束诉讼参加人,以配合司法活动的诉讼保障措施.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取保候审于北齐初见使用,<唐律疏议>亦有条文记栽,两宋时期形成制度.与前代相比,宋代取保候审的规定更加具体,其适用条件的详备程度已达到当今立法水平,甚至有些规定今世未能企及.宋代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可为宋代司法制度发达的又一力证.     

鲁迅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

鲁迅的《故事新编》对中国古代神话传说进行了成功的改制性运用,不仅传达了时代精神,而且还显露了鲜明的五四神话精神。鲁迅还在更高层次上传承了神话关注人的生存的命题,进而弘扬了神话传说顽强反抗不合理现实的战斗精神。     

青海古代邮驿考述

青海古代新闻传播活动属于中华文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青海民和县新石器遗址中出土的陶制喇叭筒一直被新闻史家视为中国先民开展原始信息传播活动的重要物证之一.本文借助众学科已有研究成果,考证青海古代信息传播活动中的邮驿发展,为进一步展开中国新闻史研究提供资料和个案.     

鲁国古泮池遗址今何在——基于文献学角度的考察

据《水经注》等古文献记载:鲁泮池、泮台与汉太子钓鱼池、太子钓鱼台同在鲁故城西南部,地理位置相近,但却分属于不同的古建筑群遗址,形状也尽不相同。明中期衍圣公孔弘绪与孔弘泰分别在太子钓鱼池遗址和古泮池遗址上修建有南池别墅(又名南溪)和东庄别墅(又名东池)。明正德、嘉靖年间"移城护庙",新建阙里城东墙恰好从太子钓鱼池和古泮池中间穿过。太子钓鱼池留在了明城内,古泮池则被隔在了明城外。清乾隆年间,在明城内太子钓鱼池遗址上修建"古泮池行宫",乾隆帝"古泮池证疑"将其地定为古泮池。由此古泮池与太子钓鱼池张冠李戴,明城外真正的古泮池遗址再也无人问津。     

知识主体的突进与退隐:从笛卡尔到福柯

在西方哲学的知识论传统中,哲学家们倾向于把主体和客体理解为他们各自规范的知识观念所要求的必要功能。在古代哲学家们的思想中,自然和客体知识的可能性问题受到主要讨论,但没有明确地思考主体问题。近现代主体观的兴起所依赖的个体观念只是在后来的基督教思想中才进入哲学传统。以个体观念为先决条件的个体责任的观念已然现身于奥古斯丁的著作中。奥古斯丁对自我的直接诉求,天才般地开启了笛卡尔的"我思"观念的源头。由此形成的笛卡尔的知识主体,是一个抽象的认识论的假定,一个消极的旁观者。康德有限度地追随了笛卡尔的主体观念,但把笛卡尔的作为消极的旁观者的主体改造成了积极的行动者。康德在知识观上的这种"哥白尼式的"革命,构成了随后德国唯心主义主体观的基础。整体上看,康德之后的主体观存在着一种越来越向笛卡尔的主体观和古希腊的主体观隐退的明显倾向,及至海德格尔后期和后结构主义,这种倾向最终导致了向古希腊知识主体的全面回归。     

论中国古代文论资源对文学地理学的建构

文学地理学是中国本土化学科,其学科建立的意义在于以中国声音传达在以批判传统文学研究视角的基础上对于文学、文学理论研究的积极开拓,然这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由于对“文学地理“这一核心概念理论界定不清,而直接导致了文学地理学系统建构的盲点与困难.为此,回归中国古代资源,从人-地及其关系-文学地理-文学地理学、地理-作家-文学-地理两个关系范式来寻求这一问题的解答显然具有研究的学理性和学科发展的亟需性.     

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古纸研究

为研究新疆古代的纸和造纸工艺,本文采用外观观察和纤维分析等方法,鉴定了一批吐鲁番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的古纸,其年代处于东晋到唐代之间。分析表明,这些纸张的原料主要是苎麻、大麻和构皮,纸张的生产方法有浇纸法造纸和抄纸法造纸两种,加工方法有单面施胶、双面施胶、浆内施胶加填、染色技艺等多种方法,说明当时加工纸技术已普遍应用于新疆的各种纸张。本文对研究纸和造纸法在新疆地区的流传有一定的意义。     

从认知史角度比较荷马史诗与《俄狄浦斯王》中的卜释质疑

卜者对神的兆示的解释在东方和西方的古代社会都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古希腊文学中对卜释的不断质疑却构成了希腊文化独特的一面,并最终在一定程度上模塑了西方文化精神。从荷马史诗到《俄狄浦斯王》,其中的连续质疑之声中折射出西方认知史早期发展的独特轨迹。其中,《俄狄浦斯王》在西方认知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标示性意义。     

略论古希腊戏剧的宗教性

古希腊戏剧起源于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庆祭仪式。在古希腊戏剧萌芽、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始终受到古希腊社会、宗教环境的束缚,洋溢着浓厚的宗教色彩。从古希腊戏剧的题材、结构、情节乃至内容里,都可以找到宗教仪式的影子,所以古希腊的戏剧演出自始至终都不仅仅是一种纯娱乐的活动,而是城邦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的一部分。     

"唐长孺、胡如雷先生与隋唐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朱雷通过回顾唐长孺领导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出版的整个过程,介绍了古代文献资料整理的特点和规律。张国刚认为,在中国20世纪学术发展的宏观走向上,出现了一个从否定传统到呼唤回归本土化的历史演变过程,而在这一变化过程中,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都做出了各自的探索。冻国栋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探讨了唐长孺在中古史研究方面的取得的突出成就,对唐长孺的治学理路和特点作出了准确概括。宁志新和黄正建侧重分析了胡如雷在历史研究中所运用的阶级与阶层分析方法,并对这一治学方法做出了客观和科学的评价。孙继民在20世纪学术史的背景下,从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分析和确认了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史学研究成就和他们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认为陈寅恪的特点是承旧启新,文化史观中国化;唐长孺是转旧趋新,唯物史观学术化;胡如雷是弃旧开新,古史形态理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