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基本测评

本文构造了工业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应用该指标体系评价了目前粤、苏、浙、鲁、京五省市的产业结构高度,评价结果显示,体现都市型工业特征的北京地区达到了最高的工业产业结构高度,江苏、广东的工业产业结构高度次之,其差距主要体现在产业间结构高度以及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能力。山东、浙江的工业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较低,其升级重点应分别在于产业链结构高度和产业间结构高度,另外两省尤需尽快提升产业结构升级转换能力。     

论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

毛泽东评价斯大林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重大历史事件。毛泽东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斯大林进行评价的,评价的目的在于吸取经验教训,而不是追究个人的过错;他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评价,且态度慎重、方式多样。较苏共“20大”以前,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更为实事求是。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毛泽东没有完全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所以,在评价斯大林时有强加干人和干涉别国内政之嫌,且带有某些情绪化的因素;毛泽东在为斯大林辩护时有些过度。这些情形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毛泽东评价斯大林的着眼点是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毛泽东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方法为后来邓小平科学评价毛泽东提供了范例和经验。     

关于环境政策评估的若干思考

我国政府不断推出各类环境政策以解决当前日益恶化的环境质量问题。然而,如何预测及检验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更为合理地制定或改进环境政策,都需要对环境政策进行评估。本文从环境政策评估的内涵着手,分析了我国进行环境政策评估的必要性,并借鉴政策科学的理论体系,指出环境政策评估中应当具有的一般过程。     

地方主义与阎锡山治晋

地方主义是民国时期比较突出的一种政治思潮和社会存在 ,它的历史作用很难用非此即彼的简单结论来概括 ,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体地进行分析。对阎锡山的地方主义的评价亦应如此。在那个动荡混乱和外敌入侵的特殊年代 ,在中央政府无力对全国实行全面的统治和管理 ,无力在全国进行经济建设的情况下 ,阎锡山从地方主义的思想出发 ,经营和建设山西的所作所为 ,其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     

中国传媒人媒介认知研究的主要发现与结果分析

传媒人的日常生活信息来源倚重电视、报纸和网络,他们接触大众传媒的频度和时间上形成了电视第一、网络第二、报纸第三、广播第四的模式;他们重视媒介传播新闻信息与引导公共舆论,但对所在传媒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与职业态度的满意程度较低,对其所在媒体的经营理念和经营创新能力满意度评价不高,同时认为多头、多层管理对新闻媒介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他们期望新闻媒介以全面、客观、平衡的报道,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发挥预警功能,提供决策参考,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新世纪四川民族地区反贫困的绩效评价

新世纪以来四川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工作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为指导,通过实施整村推进、劳务扶贫、产业扶贫、安居扶贫、易地开发扶贫、小额信贷扶贫、以工代赈等扶贫政策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贫困发生率降低;贫困人口的人均纯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逐渐提高;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规模扩大;农民医疗条件及健康状况逐步改善。     

大学科研不端行为的道德应对

应对大学科研不端行为不只是法律和技术问题。也是道德问题,而且归根到底是一个道德问题。法律和技术在应对大学科研不端行为上的不足与不及也深刻表明道德介入科研不端行为的必要性。公正实施科研课题评审、务实开展具体科学研究、审慎作出科研成果评价是牵引大学科研人和大学科研辅佐人有效应对科研不端行为的重要道德手段。     

人力资源绩效的模糊评价

人力资源绩效评价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一项重要内容。将模糊评价理论引入人力资源绩效评价领域,结合360度绩效评价方法,根据绩效评价内容及考核的目的,确定绩效因素评价指标,构建人力资源绩效评价体系,并对人力资源绩效评价指标进行界定和分级,建立人力资源绩效因素评价表;根据不同指标的重要性确定绩效评价权重;建立单指标评价矩阵和综合评价矩阵进行人力资源绩效评价。     

证券投资基金绩效评价研究

在综合分析证券投资基金绩效评价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市场特点初步构建了基金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应用传统的单指数评价方法、因子分析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对我国2002年前设立的39只基金在48周内的业绩表现进行实证研究，完成了对基金业绩的评价与排序，并分析了几种评价结果的相关性与存在差异的原因．     

从目的论角度对比分析《李清照词》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文章以奈达对文化的分类为依据,从目的论角度出发,通过对《李清照词》两个英译本的对比分析,得出结论：两译本在文化负载词的处理上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翻译策略。许渊冲的目的是尽可能多的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英美读者,主要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王红公则是为了使译本通顺流畅,便于英美读者接受,多用归化。文章旨在探究目的论对于翻译中国古代诗词中文化负载词的指导作用：由于译作目的不同,两译本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