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北方三少民族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文化适应的视角

本研究以我国北方三少民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的青少年为被试,基于对文化适应的量化表达考察其社会变迁情况并梳理主要影响因子。量化的结果显示,三少民族青少年对本民族文化适应差异不显著,对主流文化适应差异显著,反映出三个族群各具特点的社会变迁情况;文化智力、人格、母语水平、族际通婚、父母受教育程度等是具有显著意义的文化适应的影响因子。结合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发现,政府决策、生计方式、民族杂居等对于文化适应具有显著影响,进而影响该民族的社会变迁。本研究对于探析中华民族多元融合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实证意义。     

客运产业组织与客运市场效率

为探索客运产业组织变迁与客运市场效率的关系,综合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了长途客运市场在实践中如何产生“竞争性失效”并导致客运产业组织变迁的原因。分析认为,在以车主协议发车的初始变迁失败后,以单车统管为模式的再次变迁成功地克服了初始变迁下的“囚犯困境”状态。随单车统管的实施,客运市场结构由竞争型向垄断型转变,并由此导致市场效率的变化,要求在矫正客运市场“竞争性失效”和尽可能减少垄断福利损失之间作出权衡。     

鄱阳湖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研究

以鄱阳湖区为研究对象,在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土地利用变化指数计算模型、相关分析法等技术与方法的支持下,通过土地利用变化指数分析鄱阳湖区土地利用变化特征.结果表明:草地与耕地的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最大,每年约有0.6%的草地景观发生了变化,约有0.3%的耕地景观发生了变化;水体与未利用地景观的稳定性最好,每年发生变化的仅有0.05%左右.就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而言,南昌县为最高,每年有近4.9%的土地利用景观类型发生了变化;进贤县为最小,每年只有约0.046%的土地利用景观类型发生了变化.土地综合动态与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总收入有较好的相关性,由于受到退耕还林、退田还湖等土地政策的影响,鄱阳湖区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2004年较1992年略有下降.     

论清代蒙古族婚姻法的变迁

蒙古历代法律都对婚姻制度作出规定,研究清代蒙古婚姻法及其变迁,就可以理解该亲属法在法制变迁中的特点。清代有关婚姻制度的立法仅涉及婚约、聘礼、婚姻的终止和治奸等方面,与其他的部门法相比显得较少,这正说明亲属法是一个民族法律文化中最为保守的部分,法制变革中对亲属法的尊重和继承恰是最应该的选择。     

农民新技术供求现状及其对生产发展意愿的影响

通过对全国7省28县419户农户新技术采用和对未来产业发展意愿的调查数据分析,建立联立方程组以研究新技术采用对农民生产发展意愿的影响。估计结果证明,在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水果和蔬菜以及养殖业生产领域,农户拥有的相关技术越多,就越会扩大该领域的生产。农业技术进步会从微观层面改变农业生产结构。     

从语义变化探察英汉语中性别歧视的社会根源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不能脱离社会独自存在的。语言本身是没有性别歧视的,所谓的性别歧视语言是因为社会上各方面所表现出的对女性的歧视反映在语言中,即语言的使用者有社会歧视,才导致了语言中的性别歧视。可以从英汉词汇的语义变化方面看到其中的性别歧视。     

白族文化与现代文明

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对接,既是理论更是实践.具有千年悠久传统的大理白族文化,在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中,实现了民族文化自觉的提升与超越.具体表现在本主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超越、餐饮文化走向世界、民居文化的尴尬处境三个方面.     

民间信仰与社会变迁——以双江县一个布朗族村寨的祭竜仪式为例

竜神是布朗族的村寨保护神,竜神崇拜和祭竜仪式是布朗族社会中十分重要的一种民间信仰,影响着布朗族群众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蕴涵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它一方面满足了布朗族群众祈求平安幸福的美好愿望和心理诉求,另一方面也起到了维护村寨的道德秩序、凝聚民族向心力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在现代化进程中,曾经被视为"封建迷信"而遭到批判和禁止的布朗族祭竜仪式在经过短暂的断裂之后迅速复兴,并逐步参与到国家的活动中,充分展示了民间信仰面对社会变迁和国家力量所表现出来的极强的适应性.这种传统的复兴与再造实质上是国家权力、民间精英以及民众生活动力等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     

(Re) Shaping Social Work: An Australian Case Study

Contemporary policy development via various nationally contingentprocesses of welfare reform pose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osocial work.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itial impact on one groupof generalist social workers in working in the Australian incomesupport agency—Centrelink. Positioning welfare reformwithin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authors suggest that the associated policy developments havethe capacity to seriously destabilize social work, particularlyin that they promote values and rationalities at odds with thoseassumed by the profession. These assumptions are explored throughexploratory empirical engagement with the Centrelink socialworkers, the results of which suggest that all social workersin those national contexts experiencing the same policy orientationhave significant reason to be concerned.     

金融海啸下消费面临的改变及对策

金融海啸期间,经济波动从各方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消费作为与国民生活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密切相关的活动,必将因此引起改变。面对改变,民众和政府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应对,通过调整财政政策,扩张型的货币政策和扩大内需等各种措施来拉动消费的增长,促进国家和世界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