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权威的自我保障制度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必须具有最高效力和最高权威,任何与宪法相冲突的立法和公权行为都必然因违宪而无效。维护宪法权威绝不能借助于个人权威,而必须依靠健全的宪法保障制度建设才能达成,此一方面的任何"天衣之缝"都可能导致宪法权威的崩解。对于致力于依宪治国的中国立宪实践而言,建立健全宪法自我保障制度乃是维系宪法权威的唯一路径选择。     

先秦赋税伦理思想的本质内涵及其批判

究竟国家最高赋税权力应该由君主一个人独掌还是由全体公民共同执掌,这是赋税伦理研究必须直面的根本与核心问题。先秦赋税伦理思想的共同特征是：主张国家最高赋税权力应该全部由君主一个人独掌。其差别仅仅在于君主是应该遵循赋税道德独掌,实行王道赋税;还是应该不遵循赋税道德,不受任何约束地独掌赋税最高权力。先秦赋税伦理是一种极为片面...     

农民视角下的农村基层政权职能履行现状研究--以湖北省荆州市J镇为例

当前农村居民期望基层政权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完善的服务,解决好义务教育、总体社会秩序稳定、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但具有不同特征的居民群体的诉求重点有所不同,而且由于基层政权与农村社区在发展目标和利益上的分离,导致其职能履行的实际状况与居民的期望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基层政权在履行其职能时,如何既考虑到社区整体的需要,又体现群体之间的差异性,是新形势下基层政权要面对的一个新问题。     

雅斯贝尔斯的交往理论探析

交往理论是雅斯贝尔斯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将交往视为人之存在的必要条件和衡量真理的标准,而且还将其视为通向大同之路的指路明灯。交往与真理的关系、交往的形式、交往的条件及阻碍交往之主要因素构成了雅斯贝尔斯交往理论的整体框架。     

“微言”与“大义”：微信使用对乡村精英权威构建的影响——对大理白族村落的田野考察

数字时代背景下,乡村精英也在移动互联网的影响中经历着转化。文章以云南一个白族传统村落为研究个案,考察当地乡村精英群体的微信生活。研究发现,精英身份和意识赋予他们技术使用的独特性,微信对精英群体的权威建构发挥了新的影响和作用。具体来说,乡村精英通过对微信技术的积极运用,在巩固象征性资源、拓展社会关系网络、激发公共生活的参与度等方面形成了新的权威构建方式。文章试图从新媒体技术的角度去探究微信和乡村精英权威身份构建的方式以及技术带给村落社会的重要影响和意义。     

从家户到群体：村落生活中的香头角色——以河北丰村为个案的考察

在已有的香头研究中,香头往往被作为一种“家户型宗教服务供给者”,而需要向香客展现其神异性以建构和维持自身权威。然而,仅仅停留于家户形态、针对个体提供宗教服务,并无法有效维系和扩大香头在村落生活中的权威,甚至反而因此使其在村落生活中被异化和边缘化。在河北丰村的个案中,香头在自身神异性的彰显之外,更多地注重其在村落群体生活中的角色,领导和组织着信仰群体的各种活动,进行了各种制度化的尝试。正是从家户形态走向群体形态、从私人利益走向公共生活,丰村的香头更为有效地巩固和扩大了自身在村落生活中的权威。     

我国社会保险降费与征收主体改革的政策效果研究

自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以来,我国社会保险征缴体制历经4个改革阶段,结合政策调整背景,在回顾社会保险征缴体制改革历程的基础上,从社会保险征收主体转变和参保缴费两个方面分析了近年来社会保险征缴体制改革的政策效果发现：首先,税务部门统征社会保险费后面临着相关法规不完善、征收优势不够显著和政策弹性不足的难题;其次,社会保险缴费比例仍然偏高且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可持续性压力呈上升趋势;最后,面对劳动力市场多元化发展态势以及接踵而来的政策变革,企业在社会保险政策认知与管理上将面临新的挑战。因此,从加强税务部门统征效果、设计社会保险缴费综合改革方案和提升企业社会保险综合管理质量三个维度为我国社会保险征缴体制的完善提出政策建议。     

宗教权威的建构路径研究 ———来自W 市基督教会的启示

宗教权威是指教会与外部组织的互动和博弈能力及其与内部成员的沟通和动员能力,不同类型的教会其建构与表达宗教权威的路径有所不同.文章从“宗教权威”这一概念出发,在借鉴韦伯权威理论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基督教会所属类型及其具备的不同特征出发,将基督教会建构宗教权威的路径分为传统型、自主型和魅力型3种类型,并分别选取个案加以阐释,可望对解释中国宗教发展与社会和谐之间的关系有所裨益.     

“理性”与“感性”——现代汉语诗学的文本分析

新文学运动的初步成功以及白话文合法地位的确立,使得以现代汉语为载体的理性诗学文本大量涌现。合理的结构、完整的内容、恰切的论据、清晰的描述,以及定义、比较、推论等方法的具体运用,是"理性文本"的基本特征;现代汉语诗学理性文本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体现了现代汉语文学批评家的主观感受与印象的"感性文本"的大规模减少。随着现代汉语诗学的发展,理性文本与感性文本在总文本中的比重,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理性文本适用的范围越来越宽,就是在被感性文本作为最后据点的诗歌批评和研究领域,也逐步被理性文本所蚕食。这一过程潜在地反映了传统诗学与西方诗学在现代汉语诗学中话语地位的变化与转换。     

政治参与中的国家权威塑造——新中国成立初期“镇反”运动中的控诉会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声势浩大地兴起.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这场运动还进行了大张旗鼓的社会动员.“控诉会”作为发动民众参与“镇反”的一种有效形式,并非“双十指示”之后立即被广泛采用,而是1951年3月后,在毛泽东的亲自推动下,才在全国大规模地推行.与土改中的“诉苦”类似,在控诉会前,基层政权对苦主的遴选、程序的设置都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这些都体现出了深刻的权力制作痕迹.因此,发动民众参与“镇反”实质上是促使民众参与基层政治,在这个基础上,国家也顺利地实现了政权更迭后的权威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