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双生子出生性别比研究

人口自然出生性别比是分析和评价人口出生性别比偏离的重要指标,中国对人口自然出生性别比的研究一直比较缺乏。人的出生性别比正常范围为102～107,国内一般都是以其上限作为标准判断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程度。但是这种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利用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的双生子信息探讨双生子出生性别比特征。研究表明,中国1989年双生子出生性别比为104.87,在女性主要生育年龄阶段生育的双生子出生性别比是相当稳定的,比较接近自然状态下的出生性别比。相比较而言,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不仅普遍偏高,而且随女性生育年龄变化的模式也不相同。     

论出生性别比失衡背后的生育意愿变迁

出生性别比失衡已经成为学界和政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通过运用"现存统计资料分析"的方法,对近三十年来多项生育意愿调查数据与出生性别比的统计资料进行研究与分析,发现生育意愿各要素的变迁为出生性别比失衡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生育意愿各要素变迁的不协调性与非均衡性——理想子女数逐步减少,性别偏好持续存在,生育目的变化不大,使得生育意愿与出生性别比之间呈现出复杂关系,在生育政策、B超技术等的共同作用下,引致了出生性别比的失衡。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调整政策,打击"两非",加强宣传教育,发展社会保障事业,促进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基于空间数据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影响因素研究

以出生性别比升高机理为基础,应用空间计量技术分析2000年份地市横截面数据和地理空间数据,实证研究各因素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经济文化因素通过影响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进而引起出生性别比偏高,影响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各因素存在空间相互作用,其空间自相关属于高高-低低类型;传统文化、公共政策、城镇化水平以及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将抑制出生性别比升高;经济发展水平、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和医疗发展水平将促使出生性别比升高;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三张”父名问题新解

“三张二陆两潘一左” ,此为西晋“文章中兴”时期的一个重要作家群体。张载、张协、张亢 ,此即“三张”。然其父之名 ,史传有“张牧”、“张收”之异说。其实 ,不少文献可以显示 ,“三张”之父乃张牧。确证此说 ,有助于了解张载之生平仕历 ,有助于读解张载、张协之文学创作     

经济衰退的人口学影响--以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为例

人口经济学关于经济变量对人口变量影响的研究大致存在两个不足一是关于经济对生育率以外的其他人口变量的影响研究不够;二是对经济大幅度衰退时的人口学影响研究不够.文章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经济与人口发展状况的分析,认为经济衰退对人口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其中主要表现为人口增长率的降低、人才外流和人口素质下降等方面.     

李郢籍贯、生年再论

李郢籍贯之说,有两种观点：一为长安,二为江南苏州,这两种说法都有缺陷之处。从其诗作及与友人赠答送别之诗中考察可知,李郢原籍长安,后移居苏州、越州等地。至于李郢生年,以其与杜牧、李商隐两大晚唐诗人的往还诗作来看,他应当年长于李商隐而年幼于杜牧,由此可断定其生年在公元803至812年之间。     

论《中州集》作家小传的文学史意义

《中州集》是金代著名文学家元好问编纂的金代诗词集,其体例是选诗和作家小传相结合。在作家小传中,除了作家的生平事迹等基本内容外,还记载了丰富的金代文学史料,诸如“国朝文派”、“吴蔡体”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是研究金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     

一捆矛盾多重视野——张杨电影中的父子关系论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父子冲突是社会矛盾的缩影.张杨是以家庭题材、父子关系读解转型期中国社会文化第六代青年导演的代表.对张杨电影研究,评论界普遍认为其通过父子关系从叛逆到认同的过程,表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回归.实则"认同"只是现象,其实质是张杨以传统、现代、后现代的多重文化视野,在展示多元文化景观下父与子关系丰富性、生动性的同时,反映了艺术家的深刻矛盾与艺术理想.     

现代“子承父业”继任模式的风险控制模型研究

中国家族企业继任过程中会出现人力资源类、资产类、经营类和事故类四大类风险。运用控制论、系统论的方法,结合已有的分析,可以构建“子承父业”继任模式风险形成与控制模型。现代“子承父业”模式应在继任前、继任中、继任后实施风险控制。     

幼女“产婴证奸”问题探析

近来,幼女＂产婴证奸＂的事件屡屡见诸报端。这一方面凸显了我国救助机制的缺失,实现正义的代价过于高昂;另一方面还引发了一些现实问题和法律难题。针对这种状况,建议完善相关立法,构建相应的社会救助机制,加强对这一群体的普法及性教育,培养其自我保护意识,避免＂产婴证奸＂现象的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