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对全球范围内不同类型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短期问题和长期挑战,从总供给冲击的角度,基于AD-AS理论框架,分析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的理论机制; 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探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针对不同种类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加以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在初期会造成中国实际产出的下降,但是在3个月后将提高国内的实际产出水平; 相比于“硬大宗商品”,“软大宗商品”对中国实际产出的正向影响更大; 更高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会加剧中国的通货膨胀,并且中国通货膨胀对“硬大宗商品”价格变动的敏感性整体上略高于“软大宗商品”;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正向波动会通过提高通货膨胀与增加实际产出等传递渠道来提高人民币利率水平,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对人民实际汇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制造业价值链上的中国与德国服务业驱动力比较

本文利用OECD-WTO 2013年的最新TIVA数据库,从制造业价值链视角,首次提出了制造业价值链上的服务业驱动力的概念,并按12个不同制造业行业对比中国与德国服务业的驱动力,最后指出中国服务业深化发展的具体路径。     

2003—2013年新疆与全国物价比较分析及对策

2003—2013年,全国物价波动划分为三个阶段,新疆物价波动划分为两个阶段,两个阶段峰值分别出现在2008年和2011年,并与全国物价变化存在一定的趋同性和差异性;2007年以来,新疆物价水平持续高于全国,波动幅度收窄,近年来波动幅度低于全国同期值;新疆物价涨幅排名逐步靠前,2012年居全国首位。该文认为,新疆应从争取中央财政支持,调整结构促进升级,创新价格调节制度体系建设,重视农产品物流建设等方面来平抑物价。     

商品拜物教：价值关系的矛盾本性及其颠倒幻象

商品拜物教是附带于商品生产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固有性质。由于商品生产本身的二重性,使得商品世界中人与人的关系被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并实则被同化为商品之间的价值关系。而商品价值形式自身的矛盾本性,在将商品生产者的主体创造力量凝结为社会化的价值实体之际,其幽灵般的价值对象性之对象化的过程,必然地衍生出一系列颠倒性及与之相适应的拜物教幻象。     

中国谷物贸易及其国际竞争力演变趋势

根据UN COMTRADE数据库数据和WTO数据库数据,对1995-2012年中国谷物贸易及其国际竞争力演变趋势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谷物贸易在1995-2008年以净出口为主,但从2009年起转为净进口且净进口量持续增加,各类谷物贸易近年来也都已处于净进口状态且净进口量也均在不断增加;中国谷物进口产品结构与出口产品结构均存在显著的阶段性变化特征,近年来,小麦、大麦和玉米是主要进口谷物,玉米和稻米是主要出口谷物;中国谷物进口市场主要集中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泰国、越南和法国,出口市场主要集中于朝鲜、韩国、日本、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中国谷物在2008年以前曾具有国际竞争力,但此后已不具有国际竞争力;中国小麦和大麦一直都不具有国际竞争力,玉米和稻米曾具有国际竞争力,而近年来也已不具有国际竞争力。     

回顾20世纪80年代蔡馥生与卓炯有关商品经济理论的一场争论--纪念蔡馥生教授诞辰100周年

蔡馥生和卓炯同样主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分歧在于卓炯认为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只有一个,即社会分工,因而到共产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蔡馥生认为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除社会分工外,还有私有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都会消亡,被发达的产品经济取代.蔡馥生认为卓炯片面夸大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作用.     

中国贸易量增长与本土产业的升级——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视角

中国对外贸易量的持续超高速增长,并没有逻辑地促进中国本土产业的升级。单个企业、产业集群和国家经济以不适当方式加入全球市场,可能会带来某些拉美国家已经出现过的“贫困增长”的现象。全球价值链是当代贸易发生和组织的主要形式,其主要特征是:发达国家的领导性企业事实上协调着发展中国家形式上独立的企业的贸易活动,其治理结构影响着中国本土产业升级的机遇。在全球价值链中,由被俘获关系所表现的价值环节,给中国企业提供了一条快速的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的轨道。中国企业被一体化进入这种价值链后,具有双重效应:既强化了产品和工艺升级的能力,也会阻碍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尤其是在设计、品牌和营销方面的进步,会与全球买者的核心能力之间发生冲突。进入基于能力分享、集中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均衡性网络,要比在被俘获的价值链中更具有对称性。中国产业升级的机遇,既由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关系所决定,又由其自身的战略和创新能力所决定。     

论可持续发展问题与政治经济学的结合点

可持续发展与政治经济学的结合点是确立可持续发展问题在政治经济学中地位的关键。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应当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求,资源的有限性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应当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前提的组成部分;可持续发展可以在政治经济学的最基础、最核心的理论上与政治经济学结合,即从劳动二重性理论、商品二重性理论上相结合。     

从《唐支用钱练帐》考察唐初西域的政治经济状况

本文应用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了唐初西域的政治经济状况。首先指出,唐朝为了平定西突厥弓月部落、疏勒国和吐蕃联兵侵扰于阗国的变乱,组建了以西州所属折冲府卫士为主力的“西域道行军”,并取得了平乱战事的胜利。接着论述,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西域流通着波斯萨珊银币、唐朝生产的白练和铸造的“开元通宝”铜钱,并且探讨了这些货币与市场商品的比价。     

论明代中央治藏的“贡市羁縻”政策

“贡”和“市”是不同本质的两个范畴,贡赐体现的是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互市则是藏汉两地商人(包括国家专营机构)及生产者之间的商品贸易往来,“贡市羁縻”政策是明代中央治藏的财政、商贸政策的合称。明朝对西藏实行的“贡市羁縻”政策,既使西藏地方始终处于中央政权的有效统一管理之下,又有力地促进了藏汉两地经济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