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气候治理难题的破解之道

全球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合作治理是应然需求。然而,人类行为对气候的破坏、气候灾害的流动性增加了跨国治理难度,特别是受全球气候治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领导力匮乏等因素影响,全球气候合作治理仍面临难题。面对新形势与新挑战,中国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的路径选择。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理念、新思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主张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治理、坚持实践导向,将推动各国以合作共赢为共同体意识,加快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积极承担节能减排主体责任,助推国际社会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维护国际气候公平正义,实现全球气候善治。     

理路与实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高校担当

传播马克思主义是高校光荣历史传统和重要时代使命。高校具有马克思主义社区传播的独特时空、主体及资源优势,基层社区是高校传播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师生深入“社会大课堂”和“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的重要场域。本案例HN大学青年理论社团精准对接基层社区开展马克思主义传播实践的创新经验是校地同构的街道“一体两翼多元四联”传播共同体,共辟全域协同传播阵地,共享立体多维传播资源。案例的启示是要提升高校对基层社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力和影响力,树立传播责任意识是前提,建设传播服务团队是根本,完善传播激励机制是关键,提供精准长效传播服务是方向。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公共性生产逻辑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多主体协同是在共同体框架内进行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共同体形成的关键在于其公共性。结构-文化-行动者的三维分析框架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共同体公共性的生产逻辑提供了解释。基于湖南湘西J村人居环境改善的案例研究发现,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引导、规范纠偏与压制,科层体系下的权力控制以及集体主义优先于个人主义的道德结构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共同体公共性生产的压力来源;农村熟人社会对人情关系、公共空间对话和乡村精英的培育为该共同体公共性的生产提供了弹性空间;而个体行动者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的利益选择、参与型的意义建构和服务型的价值认同则促使其自主生产公共性。     

乡村社区营造何以成功?——来自关中袁家村的案例研究

长期以来,国家自上而下的社区规划变迁,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组织载体和制度保障,但农民的主体性和社区的自主性依然没有被充分激发起来。文献研究发现,对社区内涵和定位认识的不同理解会产生农村社区建设是基于共同体意识的凝聚、还是国家行政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两种演进脉络。以关中袁家村为例,从为何营造、营造什么、怎样营造三个层面切入,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改善民生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产、文、人、地、景”的乡村社区营造,国家规划变迁和社区自主实践相结合。指出乡村社区营造何以成功的启示是“三位一体”现代社区内涵的正确理解及其功能的准确定位,其引发的本土实践体现了国家主导和社会参与的互构效应。     

翻译中心智距离存在的客观性

翻译难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难的原因有多种,涉及许多内在和外在诸因素,其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成因是译者与原作者之间客观地存在着“心智距离”,即译者在语际传译过程中,受自身诸种内在因素的制约,不可能真正地深入到原作者的内心中去,与原作者同思维、共呼吸,与原作者的意旨彻底复合。当代西方流行的接受美学理论为这一现象作了很好的佐证。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Mental Illness in Japan*

Abstract Since the pioneering work of Faris and Dunham (1938), a number of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documented an inverse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and mental illness both at the aggregate and the individual levels, and both for the treated and the general population. However, there are few studies of whether this relationship holds in other countries. This study examines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and mental illness in Japan, which has a very different social stratification system from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was found that, at the aggregate level, the “inverse”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ate of treated mental illness does not hold in Japan. Instead, the relationship is curvilinear: mental illness is higher in districts with large numbers of blue collar and upper white collar workers than in districts with large numbers of lower white collar workers. The effect of SES on mental illness operates through economic stress embedded in the macro social context. Because different social structures lead to different patterns of economic stress, the invers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mental health cannot be assumed to hold in all countries.     

会议外交与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思考

在全球卫生领域以大型会议为代表的国际会议外交已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一种重要形式和载体。文章梳理了全球卫生治理中会议外交的两方面体现,一是以国际会议为代表的会议外交与全球卫生治理,二是以国家行为体为代表的会议外交与全球卫生治理,并进一步归纳了会议外交促成的全球卫生治理进程,包括多次会议促成了全球卫生安全的国际规则《国际卫生条例》,以及历经多年会议磋商促成了全球人口覆盖范围广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共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外交工作和健康中国战略有了明确表述,由此需要卫生与外交工作者审时度势、认清角色,通过会议外交表明态度,并以全球卫生会议外交为起点,促进国内立法接续。     

论改革开放的世界社会主义意蕴

挖掘改革开放的世界社会主义意蕴,对于提升改革开放的自觉、自信与把握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不仅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为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实践推进与制度文明提供了经验借鉴。首先,改革开放是对人类解放的当代诠释,凝聚了世界社会主义的价值共识与实践旨归;其次,改革开放开创了“命运共同体的社会主义”新形态,为世界社会主义迈向“真正的共同体”铺就了可行进路;再次,改革开放彰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正义逻辑,为全球正义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构建奠定了基础;最后,改革开放是对人类文明的新拓展,有效地释放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新文明属性,引领着世界社会主义文明的时代趋向。     

澳门社区治理模式的特征及启示

本文从治理主体和治理路径入手分析澳门治理模式的突出特征,研究发现澳门政府、社区组织和居民组成的治理主体权责分明、各尽其事,运用社会工作、公民教育和咨询协商等治理路径为澳门社区居民构建美好家园、和谐社区,这些突出特征为反思中国大陆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治理路径有效性提供重要参考.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紧张与化解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制度设计,是一种用城市生活取代传统乡土社会生活的逻辑。落实在社区治理实践之中,则常见到形式各异的紧张,主要表现为移民的日常生活与制度之间产生的对立与冲突。以“制度与生活”分析框架解释,能够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紧张的原因、表现及正式制度推行的路径依赖。化解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治理紧张,一方面正式制度要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正视移民搬迁群体的正常诉求,及时进行自我变革;另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群众要主动接受制度的规约,尽快实现由传统生活向现代生活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