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修韵官”考论

“修韵官”一词可用于指涉在官修韵书纂修过程中做出贡献的所有官员。他们的工作涉及到韵书修撰的各个方面。宋代“修韵官”作为一个岗位,具有因事设岗的显著特征;它是一种“兼职”,一般由担任其他官职的人员兼任,并不属于正式的官制系统。宋代“修韵官”作为一个“团队”,体现了严密协作的团队精神。研究宋代“修韵官”,既有助于满足今人对宋代官修韵书纂修者进行系统了解的诉求,也有助于借此管窥宋代文化范式的丰富性与独特价值。     

河套文化和文化生态建设

文化生态包括有形的文化资产和无形的文化资源,是文化遗产赖以生长和传承的丰厚土壤。文化生态的建设应坚持多元化原则、共生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和以人为本原则。河套文化生态建设的核心是唤醒人们的文化生态意识,尊重文化生态,保护开发好文化资源。     

中朝民族文化交流的传媒理据

生活于黄渤海东西两岸的中华民族与朝鲜民族,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近些年文化交流不断升温,分别出现了影视韩流与汉潮。多种媒介及其结构之间互补互动、交叉演变,共同推进各国家、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古今各种出版文本的文化内容则是文化交流的基础。文本常常以辗转模因的传播方式被复制和开发创新、继承发展,多种媒介交互为两岸文化提供了快速而全面的交流平台。这种文化交流的传媒理据,即媒交互间性推动着中华民族与朝鲜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传统和文化产业实力的全面提升。     

从利害考量看清代官箴民本思想的文化认同

在清代官箴文化的有关表述中,民本思想的文化认同不仅需要道德的说教、良心的检点,更需要对现实利害关系的时时考量。这些考量既来自清代仕者对个人身家性命之犯罪成本的权衡,对其政治利害博弈的成本计算,又源于官员在应对自身行政考成问题上所感受到的对亲民政治功效的深切认知;而其保富思想所发生的内涵转化,更是清代官员立基于济贫、财政等经济、社会问题,以及行政、风俗等政务经验所作的多层总结及深层考虑。得失权衡成为推动传统为政者进行民本文化认同的现实原因。     

论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及其先进性

中央苏区时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文化建设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全民普遍教育轰轰烈烈;新闻出版红红火火;文、卫、体运动别开生面。苏区文化代表了中国当时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文化。     

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文明迅速席卷全球的今天,每时每刻都不知道有多少传统的土生土长的文化的消失,一种落后的传统地方文化的消失,谁也不会注意,谁也不会感到惋惜,但当成批的这样的文化群落都在消失的时候,人们有没有想到过,这是不是一种文化的生态在遭到破坏？也就是说,以人为中心的观念正使得生物圈的生物在急剧的递减,同样,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观念也正使得文化圈内的文化种类在急剧的递减,这种现象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感到的是自然生态的被破坏,自然资源的在减少,但同样我们将面临的还有一个文化生态的被破坏和文化资源在减少的问题。     

论元代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及其与汉文化之关系

元代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以其显赫的地位与权势,深受汉文化之影响,结交和提携了一大批汉族文人学士,召集了“天庆寺雅集”等,对元代蒙汉文化文艺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其进行研究,在整个元代蒙汉文化关系及元代艺术史研究方面具有学术价值。     

传统文化资源产业化的路径分析

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文化资源相对应,具有文化资源的一些共性特征,其中最本质的特征是创意性。传统文化资源产业化的路径包括同心圆扩散、链式扩散和融合扩散等方式。同心圆扩散既与产业化的地理范围有关,又与其业务范围有关;链式扩散主要指在价值链、生产链和产业链方面的扩散;融合扩散包括了传统文化资源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融合。政府管理、行业协会、产品和人力资源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构成了传统文化资源产业化的障碍,而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加强行业监管,促进信息流动,重视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有助于破除这些障碍。     

调适与演进:无文字民族文化传承探析

无文字民族文化传承从传统到现代,历经口头语言、实践记忆、实物图符、文字借用、传媒介质、网络空间等形式,各种传承方式彼此之间交叉互渗,盘根错节,共同呈现和统一于文化"一体"之中。文化传承在不同的生存环境、时代背景或社会技术条件下存在着自我内在的调适机制,并随人类文化的发展永无完结地向前演进。     

“两个确立”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

〗“两个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保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两个确立”坚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自信。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历史和人民的正确选择。“两个确立”增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自信,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和吸收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