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米歇尔·德塞都的抵制理论--避让但不逃离

法国当代思想家米歇尔·德塞都认为,日常生活是权力机制规训压制弱势群体,构造社会、文化一致性的场所而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大众并非被动、沉默、无力的他者,在他们貌似恭顺服从的外表之下,充满着韧性的捍卫和巧妙的改造,在强大的规训机制中营造出自我的生存空间.这就是一种"避让但不逃离"的抵制战术.德塞都揭示了日常生活中这种无处不在的抵制战术,揭示了日常生活的丰富性,揭示了大众的文化生产力.这一理论探索,为当前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考方向.     

类型电影探因

运用传播学、接受美学等理论,结合电影生成过程的分析,以新的理论视觉探讨了商业电影的主流——类型电影形成的渊源。作为一种文化工业,高度类型化的复制功能已使电影区别于任何一种艺术门类。     

语体风格问题的思考

本文讨论了当前在语体风格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语体、文体、语域、风格再辨;语体的基本范畴;语体的分类原则;语体的发生与习得;语体风格研究的转向.     

古罗马的环境保护

古罗马人是否认识到对环境的法律保护?老普林尼的《自然史》、西塞罗的《控维勒斯》以及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清楚地表明,古罗马人表现出对大自然的关注。而通过对水污染的法律禁止、废物的非法排放、铅的使用三个具体实例的分析,可以发现:虽然"令状"、"倒泼或投掷之诉"、"否定之诉"这三种私法上的程序性工具在保护环境方面间接产生了一些法律效果,但其首要的旨趣并非保护环境而是保护个人利益。因此,从公私法划分的角度来看,古罗马人的时代并不存在环境保护法这样一个法律部门。     

受众中心论与中国新闻改革的走向

自 1 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提出之后 ,中国新闻媒介的受众观念不断增强。有人认为从“以传者为中心”向“以受众为中心”的转变是中国新闻改革的方向。笔者则认为 ,从大众传播的技术特征和传播的社会控制考虑 ,受众中心论只能是一个乌托邦 :无论是传统的“宣传型”观念还是新兴的“市场型”观念 ,都不是以受众为中心 ;即使是第四媒体———计算机网络 ,也不可能带来“受众中心”。中国新闻改革的走向 ,不是“以受众为中心” ,而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媒介既要满足受众的需要 ,又要积极引导受众 ,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关于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两个问题

对索绪尔语言理论中有较大争议的两个问题———任意性、实体性 /系统性进行梳理、辨析 ,阐述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理解 ,对批评否定性意见进行反驳。我们认为 ,任意性的原理是颠扑不破的 ,是符号 /语言符号的根本原则 ;“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的论点也是成立的 ,它是符号 /语言符号任意性的必然结论 ,符号 /语言符号的系统性来自它的任意性。     

ESP研究中的语类分析路径

ESP是以特定学习者的特定交际需求为指向的一种教学路径。从语言分析角度看,ESP重在探究不同专业话语社团语言运用的特定性。语类理论重在辨析不同语类语篇的交际目的以及与此相关的结构和语言体现特点,这与ESP的特定性直接相关。近年来,ESP领域中语类分析有三个研究焦点:语类的整体结构与语言特点;语类资源、功能多样性及文化语境;语类集、篇际互文性与批评语类分析。语类分析并非仅仅局限于对语篇的语步结构分析,当前ESP的语类分析已是一种跨学科、多维度、多视角、带有批评性的研究;语类的观念和语类分析为ESP理论建构和教学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理据。     

治理时代西方国家的政府规制改革——兼论后规制政府的兴起

随着多元治理成为时代特征,政府规制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和一种制度现实进入政治学者的研究视阈中。将治理理念与规制改革相结合成为后规制政府的重要特征。文章通过对政府规制的类型、政府规制改革的动因、内容及改革路径的分析,探讨治理时代后规制政府的模式,为中国政府规制改革提供借鉴。     

语体风格的发生学研究

在语体风格研究领域里,从发生和演化的历时角度进行研究,鲜为人们所重视。而此研究应从如下六个方面予以探讨:1)语体与风格的理论界定;2)人类认知过程与语体的生成;3)儿童语体的习得顺序;4)现存文献的历史考证;5)从语体的产生与习得看语体类型的划分;6)语体风格发生学研究的意义。     

À l'école de la détention : quelques aspects de la socialisation professionnelle des surveillants de prison

Their first period of training in penitentiaries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for studying the occupational socialization of French prison wardens. Although the latter soon learn certain aspects of life behind the bars, their talk manifests a mistrust of both the training situation and prison in general. By combining class work outside the detention center and experiences with handling inmates inside, this training presents new recruits with the contradictory admonitions of trainers and corrections officers. A double bind thus complicates learning this trade: whether to follow suggestions about imposing order or to negotiate; whether to accept the penitentiary method or, like the others, consider it to be inefficient or even dangerous. This occupational socialization spawns dilemmas and contradictions; it does not peacefully transmit a predefined occupational ro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