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子的尊严观

老子的尊严观是其“道”统驭下的尊严观,是同乎其“德”的尊严观。不论是对生命的珍惜和敬重,或是统治者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和敬畏,还是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体现和认可,都是如此。且得一份“道”,同一份“德”,则增一分尊严。得大道成善德,则如同大道大德,无为而有为,不治而大治,无有而富足,不争而无争,无尊而至尊。     

毛泽东尊严理论探要

毛泽东尊严理论具有丰富的理论体系,内容主要包括尊严的主体、核心特质、价值取向和实现路径以及重要地位等。毛泽东尊严理论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尊严理论的基础和基本架构。本文在分析毛泽东尊严理论形成的基础上,阐明其理论体系内容、历史局限和重要意义及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构筑"以人为本"的养老保障体制——宪政语境下《社会保险法》的价值新探

《社会保险法》的出台为我国养老保障体制奠定了基本框架。应当承认,这部法律对我国目前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在我国宪政法治建设的历程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其确立的养老保障体制仍亟待改善。养老保障体制的完善应当遵循我国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宪政国家的要求．关键是要从“人的尊严”出发。确立养老保障体制中的国家义务本位,构筑“以人为本”的养老保障体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向人权这一宪政主义终极价值理念的回归,也只有这样的养老保障体制．才是真正符合我国建设以人为本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历史大局要求的制度体系。     

“师道尊严”的现代伦理意蕴

社会的变革导致了传统以"师道尊严"为核心的师生之伦面临诸多被解构。师生的道德人格在法律人格的遮蔽下冲突越来越大,部分教师既没有自尊也没有他尊更没有社会之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从根本上努力改善学校及社会的管理评价体制,给"师道尊严"一个良善的社会制度发展空间。当下应该透过伦理视域,让伦理的法律与道德更为统一,建构起现代新型的师生关系,实现师生关系冲突的缓解,重建精神家园,这样将有利于校园和谐发展和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     

论义务本位和权利本位的尊严观

从法理学的角度区分义务本位和权利本位尊严观的不同价值取向,厘清维护人的尊严与尊重人的主体自决权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有效维护人的尊严的前提。当从法律上确定保有人的尊严是每个人必须履行之义务时,应避免由于禁止行为人自损尊严之行为,而对其主体自决权构成的不当限制或侵害;当从法律上确定保有人的尊严是每个人自治意志之权利时,应明确义务主体的法律责任,以保障该权利受到侵害后能够得到救济。     

论马克思实现人的尊严的三维向度

马克思人的尊严观,其本质是不断使人摆脱各种非人性的奴役或压迫,不断使人的自身价值得到认可及其主体地位得到确证,以达到人之为人的过程。虽然马克思没有对人的尊严进行专门论述,但人的尊严思想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因子。在探究人的尊严及其实现的过程中,马克思通过倡导宗教批判、扬弃异化和人类解放思想的三维向度,以不断推进人的尊严全面归复,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尊严观的三大基本命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尊严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发展的关于如何维护和实现人民尊严的相关思想及实践。要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尊严观的科学内涵和理论本质,必须明晰其三个基本命题,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尊严观的重大命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尊严观形成的可能性,怎样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尊严观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论现代教育的职业化特征及其对中国传统人文教育的背弃

中国传统的人文教育是培养人之德性并使人生发践行动力的教育,所以,这种教育不是职业性的知识传授,职业化的教育模式于此是无效的。但现代大学之教育模式正是西化传统的职业化教育,因而使得人文教育在现代教育中濒临失败。要挽救这种失败,必须重视中国传统的人文教育模式。教师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继天传道立教。由此而师严,师严而道尊,道尊而民知敬学。只有这样,现代教育才能达成其人文教育之功效。     

试论人格榜样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人格榜样的作用是巨大的,榜样特有的人格品质所带来的影响力和感染力鼓舞着人们向着榜样的目标发展。道德教育是人格教育的组成部分,传统的道德教育不等同于人格教育。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重视人格教育的全面性,道德教育无法替代人格教育。人格榜样对思想政治教育中健康人格、道德人格、理想人格的培养和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公共健康与公民自由：张力与平衡——建立在美国公共卫生案例分析的基础上

“集体”导向的公共卫生干预理念主张在公共健康和公众福利受到威胁时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应受到必要的限制,而“个人”导向的公民自由理念主张在俗世社会中任何行动的权威只能来源于有行为能力的道德主体的同意。两种观念的对立反映出在公共卫生领域中长期存在的公共健康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张力。在公共卫生领域,我们应该将公共健康放在优先位置,同时应该用“人的生命尊严”作为边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