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钟为书 钟以载道——永乐大钟及北京钟铃文化

本文对大钟寺永乐大钟文化内涵、外观特征、声学特性与北京史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论述了北京另外3尊永乐大钟在北京钟铃文化中的地位;指出了中国封建社会最有代表性响钟出自永乐年间并都在北京的现象。其中,永乐大钟御制佛经铭文布局“三进三出”现象、永乐大钟局限性、北京钟铃文化等概念都是首次阐述。     

清代桂籍儒官陈继昌政见探析

清代广西临桂横山陈氏家族是当时声名显赫的官宦学术家族。陈宏谋为雍乾时著名大学士和理学名家,其玄孙陈继昌为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的最后一位“三元及第”的著名士子和清官。文章分析陈继昌的乡试、殿试文章,认为察贤任能、天人和谐、守创结合、君臣尽职、借古鉴今、盛极必衰、无为而治、立教为先是陈继昌的主要政治思想。陈继昌的思想和生平,反映了嘉道年间清代由盛转衰的过程和这位爱国学者对治国安邦的关切,对当今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台湾《联合报》副刊的文学传承与角色变迁

报纸副刊是文学与传媒结合的产物,兼具了文学与传媒的双重特点.台湾<联合报>副刊继承与发扬中国报纸副刊"名家办刊"与"文学摇篮"这两大文学传统,在传播的空间构建想像的文学社群,用传播的方式培育时代的文学新锐,并在50年风云变幻中不断调整自己的社会角色:从"文学的伊甸园",到"启蒙的前沿阵地",再到"精致的文学堡垒".其主编从"文学的园丁",到"媒体英雄",再到"新文学的守门人".<联合报>副刊不仅折射出台湾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也为世人留下了文学与传媒互动关系的经典个案.     

农村弱势少年儿童教育实践研究的时代意义

探讨农村弱势少年儿童的教育实践问题,具有极其重大的社会学与经济学意义。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农村弱势少年儿童教育实践研究的时代意义:即农村弱势少年儿童教育实践研究与中国人口素质的提高;农村弱势少年儿童教育实践研究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农村弱势少年儿童教育实践研究与和谐社会;农村弱势少年儿童群体的教育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试析中国诗性智慧语境下的《镜花缘》

在理性的语境下解读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镜化缘>,一方面扭曲了固有的鲜活灵动的审美旨趣,另一方面遮蔽了艺术思维与人类思维的血脉渊源.因此,只有把<镜化缘>放到中国诗性智慧的独特语境下,才能使文本凸显中国诗性文化特有的生命一体化的哲学维度以及女性崇拜的原形题旨.     

习近平外交话语英译的叙事建构 ——以《论坚持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

作为习近平外交专著,《论坚持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全面体现了习近平外交叙事风格。以莫娜·贝克的叙事学概念为基础对习近平外交话语及英译进行分析,既能凸显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作用和功效,又有助于中国外交叙事的建构。通过叙事策略的运作,包括建构时空、选择性采用文本素材、建构标示以及再定位人物事件,译文重构了习近平外交话语的本体叙事、公共叙事、概念叙事以及元叙事。同时,叙事学与外交翻译的结合不仅拓宽叙事学学科领域,为外交话语研究提供新视角,而且为完成既定的翻译使命提供了新的路径参考。保持政治上的高度、揣摩文化上的深度、把握思维上的向度以及巧用技能上的广度都成为译者顺利完成叙事建构的重要因素。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气候治理难题的破解之道

全球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合作治理是应然需求。然而,人类行为对气候的破坏、气候灾害的流动性增加了跨国治理难度,特别是受全球气候治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领导力匮乏等因素影响,全球气候合作治理仍面临难题。面对新形势与新挑战,中国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的路径选择。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理念、新思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主张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治理、坚持实践导向,将推动各国以合作共赢为共同体意识,加快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积极承担节能减排主体责任,助推国际社会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维护国际气候公平正义,实现全球气候善治。     

“健康丝绸之路”构建的“政府—社会”复合路径

借鉴社会运动理论,可探索一种融合了政府自上而下和社会自下而上进程的“政府—社会”复合路径,以构建“健康丝绸之路”。社会运动理论的三种视角可为这种复合路径的具体实施与需要关注的环节带来重要启发：首先,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跨国传播暴露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存在的严重不足,凸显出构建补充型国际卫生合作模式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其次,推进“健康丝绸之路”的构建,需要政府和社会层面的协作,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充分调动起来,形成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与此同时,要推进健康话语体系的完善,如倡导和促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传播,通过话语和心理共鸣等民心相通的途径,促使国际社会采取联合行动以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新编《镇海县志》序言

镇海自五代始即已建县,在县治的一千余年中,她的地名曾数度更改,她的土地更是有沧海桑田之变化。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镇海又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今,镇海县境虽析为宁波市治下的镇海区和北仑区,但这部新编的最后一部县志似可为镇海县千年历史的全面而真实的记载和总结。     

“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民国时期立国之争的再思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次关于“何以立国”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此次争论包括了耳熟能详的一些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等社会名流,以章士钊为代表的“守旧派”、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运动者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董时进为代表的“创新派”坚持“以农立国”,他们的出发点是中国对于农国地位以及农国精神的维护;吴景超、张培刚、孙倬章则是“以工立国”派的重要拥趸,他们主要着眼于现实,提出只有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此外“非名流”乃至“草根”阶级也参与到了论战中,与他们相比,“名流”论战者有着更为宏观、全局性和深层次的把握。传统认为“工农之争”的论战以“以工立国”派的胜利而告终,然而从不同的视角看,“以农立国”的观点不无道理,甚至对于现阶段经济的发展仍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