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闲置劳动力家政服务转换及其从业稳定性研究

从演化博弈论的视角对影响家政企业、家庭雇主和家政工行动策略的关键要素及共同演化机制进行研究,探索发展员工制家政企业可以带动农村闲置劳动力就业、消费需求和实现家政行业正规化的路径。通过系统仿真分析,研究发现：员工制家政企业通过奖惩设置来调节家政工与家庭雇主不同策略的效用,可有效促进三方共同演化路径向标志行业正规化稳定点收敛。各方理想策略初始占比、收益差、成本差与奖惩是影响共同演化博弈的关键要素,不同要素对系统收敛至稳定点的影响不同。市场化是家政行业发展的总体趋势,只有提升家政工的职业技能和素养并为其提供就业保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妇女的就业问题。为杜绝相关补贴政策落实中的机会主义行为,需建立长效评估和监管机制,并以消费券补贴家庭雇主。     

角色变异：网络传播挑战“把关人”权利

20世纪末期兴起的网络传播,使大众传播的“把关人”权利受到严峻挑战。“把关人”已由传统的单向传播与控制信息向多元角色转换,成为集传播与接受、调整与变革为一体的新型网络信息调控。网络传播“把关人”的角色定位,是21世纪新闻传播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试论我国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

本文的核心内容是我国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变的必要性。文章认为 ,税制改革后所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现在已明显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 ,阻碍了我国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 ,不利于企业技术进步 ,减弱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 ,弱化了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必须完成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     

后危机时期江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序、难点与对策

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以转型促发展成为江苏经济发展主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借鉴国内外经济发展方式的特点和经验,深化发展时序、发展难点和政策措施的研究,对促进江苏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略论近代荆沙商人团体的发展和演变

由于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早期沙市商会通过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在清末民初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具有着特殊的地位,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近代荆沙商人团体的发展和演变,理应成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商会史和湖北地方史的重要内容。     

政策变迁的间断与平衡——一个模型的介绍与启示

以逻辑经验主义为基础的政策变迁研究只强调政策的渐进性变迁,而忽略政策的间断性变迁.建立在库恩科学范式基础上的"间断一平衡模型"解释了长时期的政策稳定过程中伴有偶尔的急剧变迁的现象,为政策变迁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通过对该模型的理论基础、解释过程的介绍,最后提出它对我国政策变迁研究的启示.     

大学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使命--大学创新与发展研究之二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日益加大。与此相适应,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大学,从过去经济社会发展的边缘地带转移到中心位置,其主要使命就是有机整合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传播和利用,培养和造就一批又一批高素质人才,科学引导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大学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使命必须实现四大根本性转变一是从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二是从终结性教育向作为终身教育的一环转变;三是从狭窄的专业教育向综合素质教育转变;四是从封闭、被动式教育向开放、主动式教育转变。     

从庸众到战士——论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中受众观的嬗变

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中的受众现有一个嬗变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这样四个阶段:马修·阿诺德以及利维斯主义者的文化精美主义受众观,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单向度受众现,以斯图亚特·霍尔为代表的多元性受众观,约翰·费斯克以及德塞图等的抵抗性受众观.受众从庸众到游击战士的发展表明受众在大众文化研究中的地位明显提高,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显露出大众文化的性质、功能的改变,对于受众观的嬗变过程的分析有助于理解这点.     

论民国时期方志编修观的变革

民国时期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形成和相沿的传统的旧方志编修观被重新审视并受到批判 ,修志宗旨的创新、方志编修中进化史观的倡导、民史观的推行、综合文化观的阐扬 ,使民国时期的方志编修观发生变革 ,促进了民国新方志的编修 ,并为今日全新的方志编修观的构创和方志的编纂提供了借鉴与启迪。     

村级协商结构的变迁与治理绩效

“威权式协商结构”既推动了村级协商的开展,又限制了村级协商的持续发展。以恩施州将律师顾问团纳入村级协商治理的实践为研究对象,发现“专家调和式协商结构”可以显著提升治理绩效。协商结构的变迁,一方面促进了协商行动策略的制度化,从而提升结构的稳定水平;另一方面实现了主体间关系的有序调整,从而提升结构的统合水平。因此,“专家调和式协商结构”较“威权式协商结构”更易提升治理绩效。对比两种协商结构可知,两者的规范设定和资源调节方式不同,权力关系配置的差异是造成此现象的根本原因。构建“专家调和式协商结构”要在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引入“独立第三方”、重新配置权力关系以及运用法治手段四个方面不断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