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接受史研究”应在宽容中接受——与袁晓薇博士商榷

袁晓薇博士的论文《别让"接受"成为一个筐——谈古代文学接受史研究的变异和突围》分析了当今接受史研究的误区,并给出了几条"突围"的良方,值得肯定。但该文中一些观点与评述存在偏颇之处,会使读者对接受史研究的现状产生诸多误解,不利于接受史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对于新兴的接受史研究来说,与其过于苛责,不如更多地予以宽容。     

彭慕兰“大分流”对经济史学界提出的警示

彭慕兰"大分流"是"加州学派"的代表性观点,但其基本观点实际上是从诺思假说"真正产业革命出现在19世纪后半叶"派生出来的。"‘大分流’方法论"应当考虑,英格兰本身有调整政策的可能性,毕竟这个原始工业化区域是以一个国家而存在,但中国江南本身没有调整政策的可能性,这个原始工业化区域不过是中央集权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区。"大分流"的研究意味着首先要切入生态经济学,进而围绕经济增长来做文章,这导致"大分流"始终只盯住生态制约。技术变迁的基本要素是物力或人力,制度变迁的基本要素是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观察彭慕兰"大分流"明显缺乏对原始工业化的制度变迁背景作出必要分析。"大分流"的技术变迁起因又涉及立宪共和与君主专制的政体差异,旨在维护专制政体的科举制度不可能以知识存量带来技术创新,在专制下官本位抑制了能够引起社会经济变革的重大技术进步。     

中国历史治乱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因素

古代中国王朝的周期性崩溃,与土地资源有限条件下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有关。人口的增加稀释了人均生存资源,生存资源的紧缺又加剧了社会冲突,最后导致社会体系的崩溃。中国古代社会始终没能摆脱这种"治乱循环"的困境。从系统论角度看,以土地为核心的生存资源构成相对不变的边界条件,人口数量是一个有起有落的变量,"改朝"是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交织形成的历史振荡。明末以来一些思想家对人口数量自然增长给社会带来的问题有所认识。中国自清末以来人口基数增大,人口的质量受到关注,但土地问题仍影响了20世纪中国政治的走向。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方面的成就,与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数量的控制有很大关系。     

新诗史的书写与差异——以20世纪30年代草川未雨和徐芳的新诗史为中心

新文学史的产生与20世纪30年代总结新文学成绩有关,是“书写现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写作主体的文化差异,文学史呈现出不同取向.对照两部沉寂的新诗史可以发现,如果让新文学史料重新开口说话,一个充满差异、具有活力的文学史图谱将充分展示出来.     

析卡莱尔历史认识中的英雄观——卡莱尔英雄史观论(上)

卡莱尔将英雄区分为六种形态,但他赋予英雄共同的品性,即诚实与真实;英雄是真实的,因而人类活动是英雄的历史,也是崇拜展开的历史;崇拜是人类活动的根本,英雄崇拜是人类活动的基石,因而世界历史即是英雄崇拜的历史,世界历史是道德的展示。因此,更恰当地说卡莱尔的英雄史观是一种以宗教形式存在的道德史观。     

再论历史流传物 ——文化实践解释学阅读札记之二

金元浦认为文化的历史流传物作为集体文化记忆,是作为当时文化事件的延伸活动被记录的,是由诸多个体记忆碰撞、对话、沟通、交流而形成集体记忆的。集体前理解正是通过不断生成的第三生成物调整、修正、转换,生成新的文化集体记忆和文化集体无意识,改变传统文化意识的既成结构,形成新的集群/民族文化心理共同体。史蝶飞等认为当代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通过都市化的报刊阅读、旅游文化和教育选择确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品位结构与身份认同。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不能简单地根据收入和社会行为进行界划,也不能仅仅按照西方通行的理论看待这一现象,它受到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语境的多维而复杂的影响。罗如春提出赛义德是后殖民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位系统探讨知识分子角色身份的思想家。赛义德心目中的理想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以流亡者、边缘人身份,打破专业藩篱,秉持业余态度,坚持社会批判,面对权势说真话,成为普适价值的捍卫者。赛义德本人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也表征了后殖民知识分子带有普遍性的角色身份及其认同期许。     

清抄本《五音通韵》的语音意识

编纂于清代前期的佚名韵书《五音通韵》对《字汇》、《正字通》、《广韵》等字书、韵书、韵图多有批评。分析这些相关批评材料,可以考察《五音通韵》编纂者的语音观念,即反对"拘泥旧韵"而重视实际变化的时音观和反对"拘泥方音"、"以韵为则"的语音规范意识。另外,也可以据此了解当时韵书编纂的具体状况。     

忧患云海诗哲心——现代性视域中歌德思想形成史的意义

本文提炼出歌德思想形成的“精神三变”概念,将其概括为一生中的“浪漫思脉”-“启蒙思脉”-“古典思脉”的三阶段经历;同时追溯作为时代背景的现代性早期话语的德国形态,即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话语、施莱格尔兄弟等为代表的诗学话语与歌德、席勒等为代表的文学话语的三峰并立,进而探讨作为个体的歌德思想形成史过程与现代性早期萌发状态的时代语境关系。本文区分“现代概念”建构的三大维度,即“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人”;以现代学构成的三大基本问题意识“社会的公义”、“自由的秩序”、“欲望的个体”为核心,追问以启蒙理性为主导的现代性方案的危机症候;并由此凸显歌德、席勒所开辟的“古典图镜观”的重要思想史意义。突出“现代性早期方案”中的“哲学-文学”对话结构,即“歌德-席勒 VS．康德-黑格尔”,尤其通过作为代表人物的歌德思想形成史这一个案分析,提出“现代性的文学话语”概念,揭示他们对“现代人”建构的重要理念,从而彰显作为非主流现代性形态的“古典思脉”的思想史意义,为解决“启蒙——一项未完成的计划”提供另类进路线索。     

古史传说与华夏共同体的文化建构

在近年开展起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围绕黄帝、炎帝、大禹、尧、舜等古史人物的文化活动重新得到公众的认同和政府的承认,这启示我们重新认识并重视古史叙事的文化意义。通过梳理古史传说中用叙事所创立的部分专名,把它们看做传承群体的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的标志和共同体的认同对象,以此理解华夏共同体在起始时期的文化建构。共同体是一个空间概念,但是它必须有自己的时间内涵和时间纵深。共同体的时间深度造就民众的历史感,这同样是文明程度的一种标志。传说时代对于一个共同体的文化价值是无可替代的。     

方汉奇在70年代的鲁迅研究及其启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鲁迅不仅仅是杰出的"文学家",也是杰出的"报刊活动家"。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领域内,从"文学家"的角度对鲁迅进行研究的成果早已汗牛充栋,"鲁迅研究"也已成为显学;但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领域中,从"报刊活动家"的角度深入研究鲁迅的学者并不多。论文着力探讨方汉奇先生为什么在70年代研究鲁迅?他是怎样研究鲁迅的?他的"鲁迅研究"带给我们哪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