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特区的模式转换与体制创新--经济一体化时代深圳特区未来发展的路径选择

实现在一体化时代深圳特区的未来发展和路径选择,特别需要关注各个主权国家、关税区或经济主体在封闭条件下的一体化衔接,这种衔接仍然实行对商品、货币、人员等要素流通的管制并征收关税,而上升到了“共同市场”层次,其特征就是要使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共同实现一体化,突破了封闭条件下的一体化范畴和水平,力争实现在开放条件下的一体化衔接,只有这种衔接才能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其在经济学上所体现的意义是大不相同的。“深港一体化”正在实现港澳与内地建立“共同市场”层次的目标要求,这既是“开放型经济”在特区得以形成的基本条件和重要内容,也是经济特区未来发展路径的重要选择,更是特区先行先试的重大突破。     

论政治诚信

作为一种制度性诚信,政治诚信主要包括政治理念诚信、政治制度诚信及政治活动主体诚信三个方面,具有公共性、合理性、制度性、中立性、效益性特征.专制社会缺乏政治诚信的基础,现代社会得以存在的三大支柱即商品经济、民主政治与多元价值观念的存在则为政治诚信提供了可能性条件.政治诚信具有维护和增进公民权益、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作用.     

从高校教师的业绩考核机制论组织竞争中的制度损失

考核本身是为了提升组织的效率,但是考核的实践结果与考核制度本身存在非常紧密的关系。笔者通过对科研-教学双轨评优模型案例的深入剖析,旨在说明制度是考核得以产生效率的基础。     

制度变迁与战后美国南部的崛起

南部的崛起是美国在 2 0世纪所发生的最重大的社会变迁之一 ,为多方所关注。“唯华府论”、“唯市场论”和“南部地理优势论”等观点对其成因的解释 ,都有值得商榷之处。历史地看 ,南部的崛起并不是美国联邦政府的区域平衡发展计划或市场自律的产物 ,而是“大萧条”以来各种内外因素互动的、制度变迁的结果。外因是打破南部社会传统机制的关键力量 ,而内因则是推动南部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外因的诱导和内因的主导的复杂而有机的结合所导致的制度变迁 ,是促使战后南部不断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 ,作为历史上美国的落后地区 ,南部的崛起可为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提供资鉴。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和美国的西进运动不宜进行比较。     

我国制度变迁与县域经济增长分析

我国的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依据转轨时期国家制度变迁对县域经济的影响,可以把县域经济增长划分为三个时期:启动阶段、快速增长阶段和缓慢增长阶段。我国制度变迁与县域经济增长的历程表明,县域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于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正负效应决定着县域经济增长的快慢,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变迁是以中央政府为供给主体的产权制度、财税金融制度的变迁。为此,要在顺应国家制度变迁的前提下,主动进行以县级政府为主体的制度创新,进一步降低县域经济增长的交易成本,形成有效激励机制的制度安排,加快县域经济增长。     

走向政治文明

各种制度安排必须体现政治文明的根本性质,而政治文明的内容与形式又必须体现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上;法制的民主性是依法治国的特定前提,普世性的人类价值需求所产生的自由动力是现代的自由民主与古代的直接民主的根本区别。     

制度创新: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出路所在

制度性因素是中国产业结构存在问题的症结所在。为形成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的微观基础和宏观环境,必须在宏观管理制度、生产经营单位的组织和经营管理形式、市场规制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以制度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实现律师辩护职能的制度性障碍

分析了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履行辩护职能时的种种制度性障碍,为今后完善刑事辩护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具体的事实论证。     

中西部地区农民进入市场问题研究

中西部地区农民尽快进入市场是缩小收入差距和地区经济差距的现实选择和当务之急。中西部地区农民进入市场既受到农民进入市场主体角色不成熟的制约 ,也有诸多客观障碍因素。中西部地区农民进入市场的实现途径是 :加快农村市场体系建设 ,还权于民 ,确保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及其各项经营自主权 ,引导农民有组织地进入流通 ,采取倾斜性政策措施和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可持续发展视角的考察

制度和经济增长方式之间存在深层的内在联系,推进传统制度变迁是实现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客观要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计划经济时期片面追求经济快速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但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因为这种经济效益导向型增长模式强调的是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同时通常忽视了经济行为的生态效益和负外部性。我们所追求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种增长方式不仅将技术而且将制度都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不仅要推动微观主体或局部的经济增长,而且还要使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实现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