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PA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如果说“一国两制”解决了祖国统一的大问题,那么CEPA则是试图解决“两制”情况下香港、澳门与祖国内地如何进行市场经济的问题。CEPA作为一种获得潜在利益的制度安排,无论对港澳还是内地,都是一种“双赢”的制度安排,它表现出社会总福利增加的制度效应。同时,CEPA作为一种制度变迁,其实施的主体是政府,但不确定性和政府及其官员在认知上的缺欠,也会加大制度变迁的成本。     

西藏传说时代的“绝地天通”事件与苯教的制度化

本文主要探讨了西藏古代的一个类似中原地区的"绝地天通"传说, 通过比较, 认为这个传说中的事件象征着在吐蕃"王政时代"——"十二小邦"阶段, 苯教开始从原始宗教走向制度化宗教。与中原神话中重黎接管了司守天地的职能以后能够沟通天地的只有巫师一样, 吐蕃在止贡赞普割断了他通天的光绳后, 以王家葬仪为代表的仪式便逐渐成为制度化、规则化的权威法度, 并渲染着那远离了普通民众的神性, 通神和代神传谕的能力成为一种"专利", 成为一套由神巫和部落联盟首领掌握的宗教仪式体系和知识类型。     

制度视角的国家(地区)间经济横向波动研究

制度是有时效性的 ,制度变迁是非连续的 ,制度结构的高效和低效的循环导致一国经济增长的波动。一些国家 (地区 )高效的制度结构及其经济高增长的示范效应会引起相关国家 (地区 )进行制度的学习和引进 ,这种制度的横向传播引起相关国家间互相关联的经济横向波动。本文研究了经济横向波动的制度传播途径和机理 ,并用模型对这种横向波动进行了分析。本文的研究表明 ,制度的相互影响和传播是相关国家 (地区 )间经济横向波动的先导性、基础性原因。     

试论农村社会的灾变承载能力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社会结构及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的管理体制存在诸多弊端。这次SARS流行则暴露出农村社会的灾变承载能力严重不足。政府为控制SARS在农村蔓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从理论角度考察,它反映的也是一个社会公正问题。要提高农村社会抵御灾变的能力,惟有中央政府加快制度创新,推动行政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一系列改革。     

技术模仿还是制度模仿——评杨小凯、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与劣势之争

杨小凯、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与劣势之争,实质上是后发国的经济发展应该走技术模仿道路还是制度模仿道路之争。本文围绕这个核心问题,对双方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归纳提炼和分析评说,认为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是后发国后发优势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着重点有所不同,单纯的技术模仿论和制度漠仿论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论传统中华帝国的“同罪异罚”思想

通过对贯穿于我国封建时代的“同罪异罚”思想进行历史回顾 ,并对“八议”思想的分析 ,可以看出“同罪异罚”在封建帝国存在的合理性 ,它是传统国家君主、官僚、乡土社会张力作用的要求 ,但“同罪异罚”的灭亡是其历史宿命。     

魏晋社会的意识形态

魏晋时期,由于中央政权和封建传统相对削弱,孔教以外的思想被源源引入,形成了儒、玄、佛、道并立的文化格局.玄学的出现修补了前人理论上的漏洞,建立了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同时也刺激了唯物主义的发展.由于哲学的介入,一时清谈成风,与此相联系的便是名士们避世态度的出现.避世、善清谈便是名士"魏晋风度"的基本特征.     

失地农民问题与制度变迁

文章在制度演进论的框架下分析了农民失地的制度变迁过程,重新分析了被我国学者忽视的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作为行为主体的参与博弈过程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提到了要关注制度执行的效率与结果,提出了失地农民得到补偿后会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最后要求加强制度的执行监管,提出建立一种平衡机制,达到社会的和谐的目标。     

制度竞争: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

现代经济学相关理论的一个暗含前提是把国际竞争的主体设为企业 ,对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分析强调微观的物质技术效率层面。本文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一国政府作为独立的国际竞争主体 ,在国际竞争中获得的宏观层次的制度优势是微观层次竞争优势的前提。国际竞争包含以政府为主体的宏观层次的制度竞争和以企业为主体的微观层次的物质技术效率竞争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 ,国际制度竞争在三个维度上进行 ,竞争绩效最终表现为三种制度优势的构建。在这种理论框架下 ,论文最后考察了中国的制度竞争态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伦理的内生性

制度伦理的内生性包括空间上的内生性和内容上的内生性两个方面:其空间上的内生性指的是制度伦理内生于特定社会形态或者特定国家;其内容上的内生性指的是制度伦理内生于制度,表明特定制度与其相应制度伦理具有内在一体性。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实践的创新,共同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伦理必须内生,不可照搬任何国家的制度伦理。由于制度既包括内容又包括形式,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伦理应该是同时有关二者的伦理。制度与公共生活具有内在相关性,表明公共生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伦理内生的根基。由于公共生活包括"为了什么"或者"做什么"和"如何做"两大方面,前者与公共生活的实质价值有关,后者则与公共生活的程序价值有关,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伦理应该既有实质伦理又有程序伦理。该制度伦理是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生活实践的需要而内生的,必定具有相应的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