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制度主义视域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变迁研究

从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视域看,我国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结构受到宏观历史情境、变量及其他政策序列、行为主体博弈互动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同时我国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的历史变迁具有路径依赖和渐进转型的特性,存在关键节点并呈现为断裂平衡的过程。我国农村五保供养应打破"历史否决点"并适应新的制度环境,不断推动制度的创新。     

政府管制变迁下 IPO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文章借鉴Jeffery Wurgler资源配置效率模型,实证检测了我国IPO市场1992～2013年各年度的资源配置效率,针对政府管制程度不同阶段下的整体配置效率进行了对比,深入挖掘了国有企业比例与上市公司质量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行政管制的存在确实限致了我国IPO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功能的发挥,政府管制降低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政府管制下国企上市较多以及上市公司质量差的年份对IPO资源配置低效率的负面影响更大。据此,提出了加强IPO市场化制度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制等措施来提高IPO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建议。     

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成长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2009—2012年上市民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成长性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民营企业与政府建立联系成为普遍现象,民营企业与政府的政治关联对企业成长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制度环境越落后的地方,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成长性的促进作用越大。这表明,政治关联是制度环境不完善条件下的一种替代机制。     

制度环境、创业能力对国际创业模式选择的影响

基于制度理论和组织能力理论,通过对我国的172家国际新创企业进行问卷调查,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模型对影响国际创业模式选择的能力因素和制度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创业能力强的国际新创企业偏好于采用高级的国际创业模式,而且这种创业偏好在制度环境友好的东道国更加明显。     

环境、结构与认知:信号管理的发生机制探析

在对信号管理概念进行回顾的基础上,从外界环境、组织结构、决策者认知3个不同层次,梳理了信号管理发生机制的研究脉络,并结合对信号管理发生的本质认识,即组织决策者选择利用符号性资源解决其所感知到的冲突的决策过程,将信号管理发生机制的多层次研究系统地整合入“冲突识别-冲突解决”的两阶段决策框架.结合该框架,探讨了信号管理发生机制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思考.     

From Restored Past to Unsettled Present: New Challenges for Jewish Museum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Jewish museums in Prague, Budapest, and Bratislava from 1989 to the presen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role as agents of cultural memory. I consider how these museums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Jewish identitie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which are themselves struggling to form collective identities. After analyzing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and exhibition concepts of these museums in relation to shifts in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 propose a core area on which each museum could base its future development.     

我国家族企业的产权特征及其制度学思考

制度变迁是由外部利润的存在引起的变迁需求与供给主体的变迁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家族企业现代产权制度变迁在变迁需求的诱致和供给约束下,将经历一条演化之路。在此过程中,企业主的探索和国家的支持都是不可或缺的。     

论转型期社会公正的实现

一个公正的社会是制度与精神、个人与社会的现实统一。要实现社会公正,既不能否定客观制度,也不能否定主观道德,而是要求客观制度与主观道德间的恰当张力,要求制度公正与个体善、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统一,这也是我国实现社会公正的现实道路:制度整合与道德整合的有机统一。     

制度经济学中六个基本理论问题新解

纵观所有的制度经济学,可以提炼出以下几个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还没有被很好地解答或解释,制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可能取决于这些问题被解决的程度。这些问题是:(1)制度变迁既受到个体目的性行为的作用,也受到个体意识之外的系统动力的作用,是在“知”和“无知”的协同演化中展开的。(2)制度是构建还是演化而成,需要关注制度的不同层面、制度的长期和短期,短期的和具体的制度往往可以构建,而长期的基本的制度却往往难以构建,任何建构都是局部和短期的均衡,是长期演化过程中的某一个驻点。(3)制度及其变迁,客观上存在着演化与博弈的互动关系,但是,它们是两个层面上的互动,而不是一种演化博弈的运动。可以分别用博弈方法和演化方法分析,但是不能用所谓的演化博弈方法把两个层面的运动当成一种现象分析。(4)制度和技术的关系在不同的时空场景中可能不同,不能笼统地谈论制度和技术的关系,必须将其置于不同层级类型和不同时空场景下进行研究。(5)清晰界定计量工具在制度分析中的边界和条件,在一系列约束、假定条件和控制变量下,对某一特定时空下制度绩效的测量或许是可行和必要的,但是,测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各种交易成本的总量或许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6)制度经济学应该界定其制度分析的边界,这样才能集中精力研究本学科的一些重大主题。制度经济学的解释范围应该集中在直接影响资源配置和财富演变的经济制度领域,适当地关注较为强烈但却是间接地影响资源配置和财富演变的政治制度、习俗和惯例等。     

农业结构转型的保障机制分析

农业结构转型是在一系列保障条件下的产物。如果保障条件缺乏,结构转型就会受到影响。自1997年农业结构转型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之一以来,从农民收入水平的变化趋势看,结构转型对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性并不高。形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是因结构转型的保障机制残损而导致的结构转型资源供给不足。强化结构转型保障机制建设,增加资源供给是深化结构转型、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