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知之幕到分配正义——罗尔斯正义论的“哲学—历史”逻辑演进

罗尔斯正义论体系分为理想理论和非理想理论。"次序"或"优先性"是衔接两部分的关键,它赋予正义论体系最鲜明的逻辑特征。原初状态的理性人,内蕴着一种历史的观念,是逻辑和历史的起点。制度正义连接正义原则和分配正义,是体现逻辑和历史交汇的核心地带。随着正义原则由社会基本结构进入现实分配领域,不完善的一般性继续进化为合理的一般性——一种历史的理性。至此,从原初状态开始的哲学和历史结合的逻辑基本实现了它本身的发展形式,即从逻辑一般到现实历史。     

恢复性司法视域中的少年暂缓起诉

少年司法中的暂缓起诉具有恢复性司法的诸个要素,在理念与实践特征上都与恢复性司法具有很高的契合度,可以说是审查起诉阶段的一种恢复性司法方案。当代中国有些地方曾经出现过少年暂缓起诉的探索,形成了良好的实践经验。由于少年暂缓起诉具有修复社会关系,保护、教育和挽救罪错少年,以及有效进行审前分流的功能,应在现有实践基础上使其制度化,形成一种恢复性的审前程序分流机制。     

开辟“复兴”和“变革”的新时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政治学解读

习近平“将会成为中国首位真正的全球领袖”,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引领,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相互推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开辟了一个复兴和变革的新时代！强调国家制度建设,实现当代中国政治思维的历史性飞跃;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营造良好政治生态,重塑执政合法性;重新调整“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又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一个展示中国智慧和雄风的时代,是一个彰显法治思维和公平正义的时代,是风清气正、打造廉洁政府的时代,是一个正确处理“维稳与维权”关系、维护人民幸福与尊严的时代,是一个文治武略、实现国家繁荣稳定的新时代。     

论卧底侦查程序法原则

运用理论分析、比较的方法将法治国的一些重大原则运用于卧底侦查,试图实现对卧底侦查的程序性控制。分析认为,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最后手段原则、对付重大犯罪原则、司法令状原则及个案正义原则可从事前、事中与事后角度实现对卧底侦查的静态与动态的双重控制。     

政治正义的哲学传统与马克思的正义观

由苏格拉底开启的古典政治哲学,以探究德性(arete)为主题,思考正义的社会秩序问题,然而,在马基雅维里那里,政治哲学蜕变为政治术,霍布斯更是强化了政治的科学性,置权力于优先地位,把权力作为政治哲学的核心,由此形成了政治哲学的两大传统.这两种政治哲学传统又都是建立在抽象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从人类解放的视角去思考和构建现实的伦理生活,从而实现了对传统政治正义的超越.     

辩诉交易制度：诉讼效率与公正的取舍

辩诉交易作为一项刑事司法制度,现已成为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得以正常运转的制度保障,在英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发展。笔者通过梳理辩诉交易制度的起源,以诉讼效率与公正为视角来分析辩诉交易制度的价值所在,认为辩诉交易制度通过减少诉讼中的投入和缩短诉讼时间能极大地提高诉讼效率,辩诉交易的实质就是追求刑事司法的相对公正。结合我国的诉讼制度和司法现实,辩诉交易制度的实行需要有相关的制度为保障。     

论杀人犯罪被害人与刑事司法参与

杀人犯罪被害人是指因杀人犯罪行为而遭受直接侵害的自然人。杀人犯罪被害人参与刑事司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其途径主要有量刑参与和刑事和解。此外,在被害人具有过错的情况下,其也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刑事司法程序之中。     

社会公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实现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社会公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一个根本目标和重要原则。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社会公正的根本保障,实现社会公正必须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促进和实现社会公正,不能陷入单纯的想象和空泛的议论,必须立足国情、着眼实践,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公正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尽快建立健全保证社会公正的制度和体制。     

审判委员会制度评析

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我国特有的一项司法制度,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废之争由来已久.目前在理论界对审判委员会制度持批评观点者居多,甚至主张废除该项制度.审判委员会制度虽然存在诸多负面效应,如违背司法独立原则、违背诉讼基本规律、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等,但也有明显的正面效应,如可以遏制个别法官枉法裁判,防止司法腐败以及能够从整体上保证对案件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实现实质正义等.因此要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给予合理评价,并充分认识它在司法实践中的积极作用.     

“反抗”与“建设”的政治正当：再度进入国家主义论域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具体历史语境下,国家主义之“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全民政治、全民福利”,以及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在历史与时代的逻辑中被赋予了政治的正当性,展现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反抗”与“建设”的归依,依然可视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架构中的政治运作。其政治理论和实践形态,之于民族凝聚和民族国家的构建而言,有其合理性甚至积极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