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司法理念下的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 --从民主和司法的视角

作为纠纷解决方式的民主制度具有天然的缺陷,而司法对弥补这种缺陷具有重要意义,即司法可以弥补民主对少数人利益的忽视,在现代司法理念下,民主不能解决的所有纠纷都应当纳入司法程序的视野。如果民主和司法都不能解决的矛盾和纠纷很可能被当事者以暴力的方式解决,但暴力解决纠纷会给社会造成巨大危害,严重损害人民的共同利益。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现代社会里,暴力往往是备而不用的,它只出现在极少数的场合。我们在树立现代司法理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发挥司法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解决各类社会矛盾和纠纷中的重要作用。在当前我国正在推进的司法改革过程中,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正确处理好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论被害人诉讼地位的程序公正价值

惩罚犯罪的制度诱因导致了被害人诉讼地位的低下 ,在提升被害人诉讼地位的世界潮流的推动下 ,我国赋予了被害人以当事人的诉讼地位。然而仍然有学者主张被害人的非当事人地位 ,导致这种认识的原因之一是对被害人诉讼地位价值认识的不到位。对被害人诉讼地位的程序公正价值的研究应从程序中立性、程序平等性、程序参与性、程序公开性、程序对话性等方面展开。     

环境标准的健康价值反思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达标排放"累积的环境健康风险及由此导致的恶性环境健康损害事件,让我们认识到我国环境标准建设与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和人体健康保障实际需要之间存在着巨大落差.环境标准的健康价值失落既有内在体系构造上的不协调性,也有外部配套机制的耦合不足.环境标准的健康价值实现过程,也是对正义的接近过程.以健康价值为引领,完善环境标准体系,健全环境标准的实施工具是环境标准接近正义的基本路径.     

从自然状态到原初状态--罗尔斯对古典契约理论的修正

罗尔斯的原初状态对古典契约理论的自然状态进行了两点主要的修正:一是将自然状态变成了可以根据理性的需要而任意设定和修改的状态;二是将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人契约理论中的原子式个人变成了只具备个人某些属性的个体。在这两点修正的基础上,罗尔斯得出了契约(公平正义)理论优于功利主义理论的结论。其实,这种修正并没有使他摆脱古典契约理论的困境。新契约理论面临的问题依然是古典契约理论面临的问题。     

行政行为公定力质疑

行政行为公定力与现代行政法理念相悖,对我国无效行政行为防卫权制度的设立构成了障碍,影响了法治状态下权利与权力新型关系的构建。具体表现在:行政行为公定力缺乏实定法支持,有悖于公平正义理念,其理论依据缺乏合理性,其理论构建缺乏逻辑上的周延性。因此,行政行为公定力应退出行政行为效力领域,并确立以权利直接制约权力的独立价值取向。     

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探究

经济正义问题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日渐凸显的一个重大问题。马克思在从抽象人本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转换过程中,在唯物史观的独特视角下形成了独具理论特质的经济正义思想：其理论基点在于对现实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刻剖析;中介环节为对资本主义抽象经济正义观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双向批判;判断标准是把经济正义放进现实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性之中来审视;价值旨归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达至共产主义。文章提出要参照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构建我国符合经济正义要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在回应现实境遇的吁求中进一步彰显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论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

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是当下中国司法改革中的有益探索。它不仅具有合法性根据,而且能够促进公正与效率之间最大限度的平衡。当然,该种程序还存在一些内在的操作性缺陷,但是通过相关配套与衔接制度的完善,可以予以有效的克服。     

"宽严并进"刑事政策在台湾地区的实践——以台湾地区2005年"刑法修正"为样本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宽严相济成为中国大陆基本的刑事政策。无独有偶,在海峡彼岸,台湾地区也推出了“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并以此为指导在2005年进行了“刑法修正”。台湾地区刑事政策的调整涉及面广,有其自身的特点,引起学界和刑事司法部门的高度重视,对大陆刑事政策和实践也具借鉴意义。     

公正作为德性——亚里士多德公正德性探析

德性就是品质。亚里士多德把公正德性定义为公正品质,认为它是公民行为公正和想要做公正事情的品质。公正德性是一种个体德性,但同时又是一种社会德性,因此可以称之为“非个体的个体德性”。把公正解释为介于纯粹利他主义和纯粹利己主义之间的品德是错误的。罗尔斯的公正理论视正义为制度的首要价值,对亚里士多德作为德性的公正提出挑战,同样是值得商榷的。     

论刑事审判中法官对法律的阐释

提出法官在适用刑事法律裁判案件时有必要对刑法进行阐释,法官阐释刑法应受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阐释刑法应当处理好刑法的社会保护和人权保护两种功能的关系,法官就裁判而对法律所作的阐释应当体现在裁判文书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