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金融的法律监管问题

民间金融作为一种非正规的金融形式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突出,但由于对民间金融一直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监管,民间金融极易产生巨大风险,影响金融市场的安全与稳定.2011年温州民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民间金融的监管问题再一次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关注.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完善应遵循适度干预原则、经济安全原则、平衡协调原则;采取赋予民间金融合法地位,建立健全市场准入机制与市场退出机制,对民间金融实行分类监管等措施.     

土地保障功能下集体林地流转的现实困境与制度完善

集体林地有效流转是实现林业规模效益的重要途径,也是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受土地保障功能的制约,集体林地流转面临着流转成本高、流转意愿低和流转过程复杂等困境。造成这一困境的制度根源在于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的处分权能受到不当限制、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收益权能无法充分实现。在目前经济社会条件下,中国应将林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负载于林地所有权之上,通过立法保障集体林地使用权的处分权能和收益权能的充分实现,为集体林业提供可持续的发展机制,促进集体林地高效流转,并为农村耕地制度改革提供经验借鉴。     

论转化犯的重构

本文有别于传统的研究思路,将存在于刑事立法当中的转化犯称为法定转化犯,对其成立特征进行论述并对其在刑法中的立法例进行归纳;将存在于司法实务中的转化犯称为事实转化犯,并认为其只有故意犯向故意犯转化和过失犯向故意犯转化两种类型。     

基于马克思主义法律统一观的法律全球化反思

马克思主义法律统一观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世界历史理论的法律命题。受历史和地域条件的制约,马克思恩格斯对法律走向统一的判断也有一定的局限。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法律统一观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价值,是我们反思法律全球化的重要理论法宝。中国应以马克思主义法律统一观为指导,勇于投入到法律全球化的浪潮中,抓住法律全球化的机遇,迎接法律全球化的挑战,努力由法律全球化中的学习者成长为法律全球化中的引领者,担负起法律全球化世界性建构的责任。     

司法哲学的本相

司法哲学是法官涉及法律、司法和法治认知的一套综合性理念和思维,而决定法官司法哲学的是其司法权认知。传统的司法权认知主张法官无意志,是消极主义和保守主义司法哲学的理论基础和政制理念;现代司法权认知主张法官有意志,认为司法权系一种权力存在,积极主义和进步主义司法哲学就建立在此认知基础之上。司法哲学与司法价值中立之间存在紧张关系,法官应尽可能地适用消极主义和保守主义司法哲学,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当以克制适用积极主义和进步主义司法哲学为司法哲学之基本要义和最高原则。     

BOT模式软化下无居民海岛开发的实证分析

无居民海岛开发与管理采用建设—经营—移交（BOT）模式,不但丰富和发展了BOT的理论与实践,而且促进了无居民海岛开发与管理的多元化和灵活化。马尔代夫无居民海岛开发的实践表明,通过在投资主体、投资领域、内资介入等若干不同进路来实现BOT模式是可行的。基于无居民海岛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以及法律属性的认知,我国无居民海岛BOT模式软化视野下的融资法律机制,是BOT模式软化趋势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本文通过融资契约模型的解读,提出BOT模式软化下的融资机制——构建政府补贴和保证金的有机融合模式。     

2012年中国民族法学研究述评

2012年中国民族法学研究成果颇丰。其中,论文约有320余篇,比2011年增加了100余篇。这些研究在内容上有以下特点：一是内容较为全面,其中,民族习惯法、民族司法的研究比往年增多,民族政治权利成为年度重要话题;二是内容上的交叉研究增多;三是出现了一些综述性、反思性研究成果;四是关注了一些热点事件和话题;五是应用性研究成果较多。这些研究在方法上有以下特点：一是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协商民主成为年度新话题;二是注重实证研究;三是注重比较研究。在全面梳理的基础上,笔者根据研究内容所涉及的民族法学基本理论、民族权利保护、民族区域自治、民族法制建设、民族习惯法、民族法制史、民族司法等方面分别对其主要成果进行了介绍与评价,在辨别良莠、展示精华的同时,为不断繁荣中国民族法学提供可借鉴的年度综合性史料。     

民族自治地方和谐发展的制度困境与变革导向——评《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和谐的法治保障研究》

《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和谐的法治保障研究》一书从多重视角分析了民族自治地方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找准了完善我国民族自治制度的突破口——制度根源,对制定和完善国家民族政策及民族法制提出了的积极有效的建议。研究视角独特、观点新颖,不失为近年来民族政策和法制研究的杰作。其立论始于实证分析,结论归于具有操作性的意见,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以及少数民族人权的法律保护,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全球化背景下调解制度法律文化研究

以和谐为特征的调解方式在中国长期运用,从法理角度不乏弊端,但却日益为西方所接受和发展。调解制度与诉讼在性质、程序和文化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区别,但调解的社会和法律效果已得到证实,除法律制度因素以外,调解中的文化因素影响不容忽视,个人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文化,外向型文化与内生型文化,单一型文化与多重型文化,高权力距离指数文化与低权力距离指数文化都会对调解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对跨国文化的了解、沟通和认同都是有效调解的因素。全球化背景下,以调解制度为代表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将会复兴。     

庭前会议制度的实施难题与解决方案

2013年《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2款和最高法院的《解释》规定了庭前会议制度的主要内容,但尚有一些欠缺之处。在司法实践中,庭前会议应当由庭审人员主持,控辩双方同时参与。启动方式以法官主动决定为主、依申请决定为辅。解决的问题应当包括明确争点和整理证据。审判人员对于程序问题应当在会议结束后开庭前作出决定,该决定原则上具有效力。对于涉及实体的问题则不得作出任何决定,也不会产生任何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