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幻的影像——伯林自由理论析论

艾塞亚·伯林的《两种自由的概念》是近代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并一再被人征引。无论是经验主义者还是理性主义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持有的一元论域境中突破出来,并对二者由此引伸出来的对“积极自由”的热情、执着追求可能或已经在实践带来的危险做出了学理的解析,进而积极赞扬一种不同于“积极自由”的、多元价值域境下的“消极自由”。但在伯林对于“消极自由”的推崇,并没有向人们表明自由--无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到底通过什么方式、在什么社会制度下可以达到或者通过什么样的原则、体系设计可以实现。“消极自由”对于“积极自由”的设限本身也就成为一种虚幻的影像,伯林更多的是提出了问题还不是解决了问题。     

马克思分配理论的启示

讨论马克思关于分配问题的有关论述对现今中国的发展道路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交换关系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按劳分配方式的阐述,马克思指出在生产决定分配的基本关系下,解决分配问题的途径在于打破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度。与自由主义相比,马克思是在生产过程中将分配问题与生产关系的讨论放在一起,从而得出了对分配公正的历史性理解以及从生产资料的占有方面来解决分配问题的不同思路,这些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分配改革道路具有始终坚持的启示性。     

严复对“自繇”思想的解读

西方自由思想自传入中国,其命运多舛是众所周知的。从历史的纵轴线来看,有人以为,严复对“自繇”思想的独特理解,便预设了其命运。我们认为,这种代际相承的影响,并非“自繇”思想命运的致命因素。实质上,每一代思想家对“自繇”思想解读的中西文化传统参照系与现实处境,才是导致他们传播“自繇”思想成功与否的根本性要素。严复对“自繇”思想的解读,自然不能游离中西文化传统与现实处境的限制。明乎此,我们才会理解“自繇”思想为何在中国社会难以安身立命,而不轻易地对中国自由主义的布道者们进行情绪化批判。     

儒家社群主义略论

儒家社群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与政治思想,其基本观念在先秦儒家那里就已具备。但作为一种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却完成于宋代理学,这就是“四书学”理论系统的提出。作为一种社会与政治理论,儒家社群主义除了可以作为西方自由主义的补充起作用之外,它的更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在于:它可以为东亚,主要是儒家传统文化圈的国家与地区的政治民主提供思想资源。儒家社群主义新一轮的发展前景在于:经过自我批判以及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对话,实现儒家思想由社群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化。     

当代制度经济学发展中的两条主线与其新自由主义本质之剖析

当代制度经济学主要是沿着两条理论主线而发展。两大发展主线之间的理论源泉、基本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各不相同 ,但在崇尚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方面 ,是高度一致的。本文一方面从理论上阐述当代制度经济学两条发展主线的基本内容 ;另一方面分析当代制度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本质。目的是期望在深化改革的实践过程中 ,提高对当代制度经济学基本思想与政策主张的辩证思考。     

Liberals,information and Webster's principles

Critiques two social choice principles employed by Webster's analysis of using information to resolve Sen's paradox of the Impossibility of a Paretian Liberal.     

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之批判

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主要从普世论、个体论和社群价值三个方面展开,并显示出从抽象的哲学向具体的政治学的兴趣转向,即争论的焦点不再是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问题,而是现实的政治设计问题。社群主义在东亚国家得到了更多的回应,这既有政治原因也有文化原因。     

从古典到新古典：西方自由主义的嬗变与启示

自由主义产生于17世纪的英国,后传播到整个西方。它首先应用于政治领域,后扩展到经济领域,先后经历了主张放任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时期、主张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时期,后又回归到主张放任主义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时期。中国在现代化的战略上,不应再重走西方的老路,而应当利用后发优势,在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之间找到平衡;在个人权利的保护上,应尽力保障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少数派的权利。     

"自由至上主义"及其命运:周作人附敌事件之成因

周作人在本质上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不同,周作人是自由至上主义,表现为极端个人主义.周作人的悲剧性命运既有自由主义在中国悲剧性结局的普遍性,又有周作人对自由主义误解的特殊性.这是抗战时期周作人附敌之根本原因.     

吴敬琏与郎咸平法治思想之比较

为了避免中国市场经济走向权贵资本主义和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吴敬琏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而要建立法治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郎咸平认为实行市场经济和产权改革必须先制定法治化的游戏规则,才能避免广大民众被掠夺,为此必须用新法治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两人的法治思想体现了法治化建设中的一些重要命题:市场与规范的关系,国家和民间组织在法治化建设的地位以及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两者的法治思想既有一致性又有对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