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企业的联合产权制度性质

企业是一个以资源、能力与知识为基础的由要素所有者联合与劳动所有者联合相结合以创造、控制、分配 合作剩余的专业化生产性组织。联合产权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普遍形式,也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性质。     

陕西省人口迁移动向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文章从空间结构、个人特征等方面分析了陕西省人口迁移的状况及特点,研究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迁移人口实际上已经构成了陕西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的合理有序迁移流动,有利于陕西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于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在市场环境中得到合理配置及充分利用,并就此问题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劳动力权的民法溯源及其法制化

劳动力权早在个体小生产时期就已得到了民法的默认,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劳动力权开始凸现。经济法将全面创造劳动力权,以保障社会化生产的需要。     

对转型期中国劳动关系影响的分析

对于转型期中国劳动关系影响的分析,学术界目前大多是从劳动关系内外部因素影响的角度来加以研究的,但却忽视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劳动关系对以上诸因素的反作用分析。转型期的中国劳动关系对劳动关系内部构成因素即企业、劳动者和政府有重大影响。     

新时代劳动幸福何以可能？

新时代劳动幸福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命题,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在新时代背景下,劳动幸福何以可能？这是构建新时代劳动幸福亟须解决的首要理论问题。新时代劳动幸福何以可能在理论、历史与现实的三重维度考量中得以体现,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劳动幸福观、中华优秀传统劳动幸福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劳动幸福观为其学理基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为其历史条件,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为其现实基础。立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厘清新时代劳动幸福何以可能对推进该领域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圣西门劳动幸福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圣西门在实业制度理论中阐述了他的劳动幸福思想,揭示了特权阶级和实业阶级的矛盾,批判了封建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不合理性。他始终将劳动者的幸福作为其创建实业社会的宗旨和目的,体现了圣西门对劳动人民的关怀。圣西门劳动幸福思想建立在实业制度理论基础上,主要包括劳动创造幸福、旧制度下劳动不幸福及实业制度是通往劳动幸福之路三个部分。圣西门创造性地将劳动和幸福结合起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我国培育正确的劳动观念、推动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启示。     

民族地区城市流动儿童入学准备水平测评与干预——以贵州省为例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民族地区城市流动儿童入学准备具有其特殊性,相关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通过随机和分层抽样法,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等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选取100名学龄前流动儿童及21名学龄前非流动儿童作为被试,进而运用儿童入学准备综合测评工具对被试进行逐一测评。研究结果表明:非流动组和流动组儿童入学准备水平总分(M非流动组=40.95±6.88,M流动组=31.17±8.96),即非流动组入学准备水平总分高于流动组儿童。在入学准备的5个方面测试上,流动组在动作技能维度总分略高于非流动组,且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在学习方式、认知与一般认知、情绪与社会性、言语能力等4个维度,流动组均低于非流动组且存在显著性差异或边缘显著。针对民族地区城市流动儿童入学准备中存在的问题,需加强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扶持,充分利用家庭资源,坚持普及学前教育,持续推进普惠性幼儿园建设进程,完善学前教育入学准备评估体系。     

关系化用工:农业规模经营的社会基础

农业规模经营是中国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关键议题。农业规模经营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用工效益的差异,从而使一些规模农业经营主体陷入困境。采用嵌入性视角探讨农业规模经营中用工模式嵌入社会关系的逻辑及其影响。研究发现,农业规模经营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化用工无法有效解决农业规模经营中的劳动监督问题。而将市场规则嵌入关系规则的关系化用工使得雇佣双方产生了利他倾向,进而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工人内在的劳动积极性,从而使农业规模经营主体摆脱经营失败困境。关系化用工的实现依赖于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在用工选择、生产管理和日常生活中充分发挥社会关系的积极作用,但社会关系范围和程度都是有限度的。因此,农业规模经营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处理好经济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社会关系。     

Asian Women,Job Training and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Immigrant Labor Market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ntry of Asian immigrant women into a gendered labor market via government-funded job training programs. The focus is on the intake processing of clients into an employment training program operated by a community based organization. The study reveals that women's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cultural capital they bring function to screen them into or out of training programs and ultimately shape their location in the workforce. The study thus draws attention to how race, class, and gender enter into the organization of Asian immigrant women into the labor market. This investigation is based in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Smith 1987), a research strategy which displays how activities in a particular setting are coordinated with more extended form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overriding concern with successful placement in a job as mandated by government regulations is a critical factor in selecting the women for these programs.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与收益：研究评述与理论框架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存在成本,收益也不容忽视。在成本与收益进行比较分析后,才能更加合理地分摊市民化的成本,推进高质高效的市民化。首先,从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收益、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成本分摊机制等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了梳理总结。其次,首次总结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收益关系中的两大矛盾：农民工个人福利最大化与社会福利最大化不一致的矛盾、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收益同期不匹配的矛盾,并构建了一个以矛盾为导向的分摊成本与收益的理论框架。最后,分析了以往文献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