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还是流出:代际农村劳动力再就业比较实证研究

基于代际视角,以劳务输出大省江西省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村劳动力再就业决策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影响老一代农村外出劳动力再就业的因素主要包括村创业资源、性别、家庭是否有村干部、务工企业平均变换年数、务工月薪、是否感觉打工不稳定、打工地社会状况等变量;而影响新生代农村外出劳动力再就业的因素主要包括村距乡距离、村经济水平、家庭是否有村干部、务工企业平均变换年、务工月薪、是否感觉打工不稳定、家乡社会状况、打工地社会状况等变量.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价值观解析

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引导是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实践,也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文章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价值观的阶段性状况,剖析了其矛盾冲突特征,提出了通过利益调节、价值观引领机制建设等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现代转型的对策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的文化环境构建探析

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文化环境存在的问题以及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文化环境原因,提出了构建农民工市民化文化环境的若干对策:(1)帮助农民工确立自我认同感,创新自我认同方式;(2)将农民工文化生活纳入政府公共文化管理范围;(3)加强新闻媒体的宣传力度,增加社会的认同度和包容度;(4)推进体制改革,确保农民工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权利;(5)加强法律教育培训,增强农民工的法律意识。     

从“君子”之政到内圣外王:儒家政治理想的起点分析

"君子"是儒家思想系统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孔子开始,赋旧义之君子以新意,发以德致位之意,明政治道德合一之旨,树立了一种君子道德政治合一的德治理想政治秩序。这种道德政治合一、以德领政的理想在儒家思想的演变中被进一步发展成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这种道德政治一元化的政治观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使中国传统政治在发展中一直遮蔽于道德的形象之下,政治道德化;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依托于道德广泛的社会作用面,政治被价值化,其作用也被泛化,从而使中国传统政治具有伦理价值色彩。     

由“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看儒家对音乐的政治化诠释

《乐记》是儒家重要经典著作《礼记》中专门论述乐教的重要部分,儒家通过《乐记》诠释了音乐对个人对社会的影响,阐述了儒家通过音乐教化世人改良政治的理念。但音乐本身的政治功能和教化效果在儒家的诠释中被不恰当地夸大了,不仅误导了封建社会政治思想的演化,而且对音乐本身的发展造成了比较消极的影响。只有正确认识音乐的本质属性,将音乐与人性道德社会政治的影响关系厘清主次轻重,才能认识到音乐应当如何正确合理地发展,才能认识到国家政治应当如何理性平衡地运作。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非制度性障碍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融合的过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当前该群体融入城市的进程障碍重重,其中既有制度性因素,也有非制度性因素。随着户籍制度等相关制度因素的松动和改革,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非制度性因素日益凸显,成为有待政府重视和舆论引导的重要方面。本文将着重论述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非制度性因素,并探析解决的路径。     

农民工回流规模控制探讨——以人口变动对农民工回流影响的分析为中心

人口变动对农民工回流影响的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表明:人口数量增速放缓,引发经济增长方式变革,对农民工文化素质提出更高要求,但农民工文化素质提升缓慢,与经济发展要求不完全匹配,规模与文化素质共同作用引发农民工回流;年龄结构老化,通过抬升农村老龄化水平、农民工平均年龄与在婚比例引发回流.为保持适度的农民工回流规模,人口变动对农民工回流影响的作用机制要求在人口管理中维持现行生育政策、提高农村人口文化素质与增加、完善农村养老设施.     

“三化”视角下的农民工流动问题及其优化对策

我国农民工流动现象是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交错作用的结果,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大量的农民工进城,为城镇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也带动了农村的开放与进步,成为推动我国"三化"快速发展的动力源泉,但同时,也暴露、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影响"三化"的进程。应通过确保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健康发展、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大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支持力度来优化并最终解决农民工的流动问题。     

“身体政治”与女性农民工

南京安德门农民工就业市场的田野调查与研究结果表明,一些制度性因素实际上无视女性农民工的公民权利,致使她们在劳务市场这一制度性空间里遭受各种歧视与侵犯。但女性农民工也在通过各种方式与政府治理术里不公平的部分和男权主义宰制下的"身体政治"进行周旋与反抗。她们成为"身体的政治"之典型场所的同时,又进一步转变成"政治的身体"之积极行动者。     

自杀式恐怖袭击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因素

冷战结束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猖獗。自杀性恐怖袭击已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主流。自杀式恐怖袭击具有破坏性大、威慑性强、难以防范、成功率高的特点。其产生具有深沉的历史文化原因和复杂的现实政治背景。因为,文明更多的是一种手段与工具而并非目的,文明间的冲突更多的是一种结果而并非原因。即便说存在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也只是人为制造的。在当今形势下,所谓"文明冲突"的表象背后,是持续数百年的西方列强的扩张政策和大国利益的无节制追求,今天全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加之全球化进程造成的剧烈冲击和经济大国对贫穷国家的无情掠夺,结果导致的"马太效应",以及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才是激起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暴力恐怖活动的根本原因,而非宗教分歧,更非文明冲突。当前恐怖主义的猖獗是强权压迫下的随机产物,而非文明或宗教冲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