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产权结构变迁视域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

农地产权结构是搭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与宪法秩序有效链接的重要桥梁.从农地产权结构变迁的视角看,我国传统土地增值收益的国有化机制实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地租国有原则及地利共享秩序.然而,由于宪法土地条款一开始就被注入了地利分配具有倾向性的思想基因,长此以往便忽视了农民作为整体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另一半宪法秩序".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国家进行了"同地同权"、赋权于"民"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其实质是宪法秩序的延续而非替代,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主要机制仍是征地补偿制度.要实现我国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必须回到社会主义"国家—集体"一元论的完整地利共享秩序中来,并遵循实质平等的要求,通过以"人的城镇化"为目标对区片综合地价进行限定、采取倾向于农村及农业发展的"土地财政"政策、打破城乡户籍二元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案,推动农民全过程参与、共享土地利益.     

人民币汇率失衡及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行业影响异质性研究

贸易摩擦、新冠疫情使我国经济贸易面临严峻挑战,人民币汇率波动及贸易壁垒将常态化地影响我国出口贸易.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文章基于HS分类原则,选取WTO等机构的贸易数据,通过构建BEER模型测算了人民币汇率失衡程度;通过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失衡及贸易壁垒双因素对我国出口行业影响的异质性.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失衡对我国出口贸易整体上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非关税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整体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关税和非关税构成的贸易壁垒与人民币汇率失衡双因素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并对不同出口行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人民币汇率失衡与非关税壁垒双因素对大多行业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人民币汇率失衡与关税壁垒双因素对不同行业影响的正负效应及程度大小有异质性.因此,建议通过运行逆周期因子等完善人民币汇率自我修正机制;通过引导出口企业了解使用外汇衍生品等促进外汇衍生品市场运行机制的健全;通过加强"海外仓"建设及深耕RCEP框架下的东盟十国市场等实施出口行业差异化贸易策略;通过提升自主科技创新能力等加快出口行业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双循环,实现我国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大学生担当精神及其培育体系的构建

新时代培育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必须提升大学生的担当精神，以建设一支有担当、敢担当的时代新人队伍，这是应对时代诉求与历史使命的必由之路。然而，大学生的担当精神培育既面对着认知新的历史方位、奋力托举中国梦与应对新“忧患”的时代诉求；又要面对围观的看客心态、非科学的失衡心理、认知偏颇的冲击。因此，把担当精神摆在育人的重要位置，从升级育人内容、优化育人环境等几个关键教育环节着手，营造崇德向善、力争担当的社会风尚，将担当精神培育生活化、长效化，进而不断增强大学生的担当意识与担当力。     

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中的双重注意义务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对原有通知删除规则进行了科学修正，但事前保护缺位与事后救济程序失范的问题仍然存在。随着网络服务提供者完成角色转型和技术升级，其作为网络侵权风险的控制者和参与者，有必要且有能力承担未通知阶段的主动预防义务和已通知阶段的证明材料审查义务，以弥补著作权保护和用户利益保护的漏洞。双重注意义务应分别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危险的预期和控制能力以及材料审查能力相适应。未通知阶段之注意义务以技术措施为主要履行方式，其注意标准的认定应综合考量技术水平、服务类型、内容介入程度、是否直接获取收益等要素，未尽该注意义务仅为过错认定的考量因素而非唯一标准，并不必然导致侵权责任。已通知阶段之注意义务仅限于对提交的证明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和有限的实质审查，尽到此注意义务的，可以免于承担侵权责任。     

调整和优化我国社会结构的机制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获得前所未有的飞跃发展，而社会结构却明显滞后于经济结构，社会管理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日益凸显，社会结构基本呈现亚稳态特征。当今社会建设的核心是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优化调整社会结构。     

历史变局、国家兴衰与发展之路——三次千年变局叠加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每当先进的发展制度开始取代落后的发展制度时，整个世界格局就会进入重大的转换阶段。在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有两次重大的历史变局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轨迹并深远地影响了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新时代下的中国作为前两次历史变局影响的客体，曾经既是先进发展制度取代落后发展制度的受益者，也经历过作为落后发展制度主体而被先进发展制度冲击的过程。目前世界正处于第三次先进发展制度与落后发展制度交替的历史变局阶段，作为第三次重大历史变局的主体，在三次千年历史变局叠加的背景下，能否有效地认识、适应并改造利用前两次历史变局的经验与教训，构建系统性、科学性、可行性、领先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决定中国在本次历史变局中能否顺利成为先进发展制度的主体从而实现民族复兴。     

People with disability and new disaster communications: access and the social media mash-up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a lack of access to increasingly complex and overlapping digital communications platforms in times of disaster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has the potential to make already life-threatening situations considerably more dangerous. As we are increasingly coming to rely on a social media mash-up of digital platforms to assist in communications during disaster situations, the issue of accessibility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s as dire as if it was high ground during a tsunami or transport during a typhoon.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media environment is characterised by a complex and overlapping network of complementary platforms, populated by user-generated content, where people communicate and exchange ideas. In this environment, YouTube videos are posted to Facebook and embedded in blogs, and Twitter is used to link to these other sites and is itself embedded in other platforms. These networks are increasingly supplementing and supplanting more traditional communication platforms, such as the television and radio, particularly in times of disaster. The concern of this paper is that the elements from which this mash-up of communications channels is made are not always accessible to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his evolving network of social media-based communication exposes the limits of existing Internet-based universal design.     

雄安新区科技企业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科技企业是实现科技创新的驱动者和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研究开发的重要参与者,科学评价科技企业创新能力有助于企业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在分析国内外新区科技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研发投入、研发基础、研发效益和现代科技四个角度,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科技企业创新能力评价系统,并通过实证分析说明评价系统的可靠性;根据评价系统测算出现阶段雄安新区科技企业创新能力,通过与成熟新区科技企业的比较,发现其短板和不足,力图为决策者科学合理评价、管理科技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基于债务协商视角的债转股定量研究

针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关注的债转股问题，基于债务协商谈判思想，建立部分债务股权互换模型，计算公司证券价格，探讨了债转股对公司价值、破产概率、破产损失成本和资本结构的影响，给出了银行等债权人愿意债转股的充分条件。结果表明：在事先破产清算协议贷款下，事后全部债转股总能提高公司股权价值，但并不一定能提高债券价值。只有其协商谈判能力满足一定条件，公司债权人才愿意事后选择债转股，实现帕累托改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其次，在公司股东协商谈判能力的一定范围内，部分债转股能提高公司价值，其最优转股债息比例随着公司资产风险的增大而增加。再次，债转股能降低公司破产风险和破产损失成本，但同时也提高了债券风险溢价。最后，随着股东谈判能力增强，最优协商转股债务比例、杠杆率都减少，而债券风险溢价增大。本文所得结果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如何实施债转股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