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规范"知识经济"的前提条件--试与叶险明先生商榷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它不仅作为一种人们对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所造就的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及其趋势窥视，展望和预见的标示，而且是一种把知识视为可以市场化的主导性社会资源的新经济形态，规范这种新经济形态的现实基础。不仅要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所带来年 技术工具性的变化中去寻找，更重要的，还应在由此所推进的人的主体性的提升和人类社会经济组织方式的变勒中去寻找，要科学地规范“知识经济”这一崭新的经济形态，不应该用某种预设的“偏好”设置种种“障眼法”来误导理论，而应该以尊重有这种新经济形态的“是然”观察为前提条件。     

化学新课程改革与微型化学实验

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中，化学新课程改革在理念和内容上都强调学习方式的转变，即倡导探究性学习．探究性学习的实质，是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积极从事各种探究活动，亲自发现科学概念和原理，掌握探究技能．事实表明微型化学实验是实现探究性学习的有效手段．     

"和为贵"新解

孔子于六合之外存而不论 ,关心的乃是世道人心。其政治伦理学说有着完整的体系。即以个人修养节制个人行为 ,调整社会关系 ,进而达到太平的理想社会。孔子的理想社会是以“和”为特质的。“和”在孔子的政治伦理学说中占有终极的位置。可以说 ,孔子的政治伦理学说起于“仁”而终于“和”。“和”的概念兼有目的论、价值论与方法论的意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孔子学说中的各个概念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交叉。对孔子之志加以义理分析 ,有助于阐明“和”在《论语》体系中的地位     

辩证法概念：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异同再考查

黑格尔思辨辩证法在于 :作为主体的人是思维着的精神 ,方法即为“从概念自身发展出的必然过程” ,意识的诸形态既实现自身也自我消解 ,以及辩证法是基于本体论概念基础上的内在的超越。马克思辩证法作为非本体论的辩证的叙述方法植根于社会历史范域 ,凸显“死和爱是否定辩证法的神话”及特殊规定性的全部关系 ,而且 ,与黑格尔的理解了的世界才是现实世界不同 ,马克思强调对象化的东西即为现实世界     

梁启超为什么能推动近代小说的发展

晚清的小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一繁荣与当时的城市发展市民人口的增长并不同步,而是由梁启超发动的小说界革命所推动的。梁启超的努力适应了当时小说家安身立命的需要,他们自觉响应梁启超,政治小说成为当时小说的核心。梁启超的小说观念适应了士大夫文学观念的需要,他们抛弃了鄙视小说的看法,参与到小说的创作和阅读中来,他们对梁启超的认同,大大扩大了小说的市场,帮助小说繁荣。     

中国传统修辞学的继承

20世纪初诞生的中国现代修辞学,较多地受西方修辞理论的影响。要提高修辞学的品位与社会功用,就必须继承中国修辞学传统,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修辞学体系,重视中国古代修辞学学术传统,重新考虑修辞学的内容与体系、方法与方法论等问题。     

中国近30 年来的农村改革发展历程回顾与展望

文章重点从农村改革的整体性、综合性、协调性和党在农村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实效性等方面入手,把我国近30年来的农村改革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即从1978年到1988年,是农村改革的起步阶段,出现了第一个“黄金发展期”;从1988年到1998年,是农村改革的停滞阶段,出现了“三农综合症”;从1998年10月至今,是农村改革的快速推进阶段,出现了第二个“黄金发展期”。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我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对于科学制定农村综合改革的整体方案及相关配套政策措施至关重要。     

回望百年——论中国新诗的历史经验

晚清诗界革命主张以新意境和新语句入诗,但又不能摆脱和突破旧诗格调,诗界革命未能成功。中国新诗的创立,不能无视或绕过近代诗歌改良运动的主张和实践。近代诗界革命是“五四”新诗革命的先驱,它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前奏。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危机,是中国新诗产生的巨大背景,新诗运动的目的、方向及价值取向均取决于此。对新诗社会功利的超常重视,是新诗发展过程中诸多矛盾的症结所在。内容与形式、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格律与自由,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新诗。     

对新时期高校政治辅导员的角色认识

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意义出发,结合目前高校人才培养的新内涵,对政治辅导员的角色进行了定位,即思想政治素质提高的导师;大学生文明修身的引路人;大学生未来职业生涯的设计师;大学生择业创业的导师;大学校园文化的引导者和创造者以及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培育者。     

试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的大发展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获得了长足的多元的发展,这种大发展主要表现在文学观念冲破旧有束缚、张扬人文精神,在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统一中探索和把握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本质,并在此基础上促使文学理论走向多元和成熟;文学研究方法也在借鉴中外文论和其它学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取得突破和创新,有力推动了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反过来又促进了新时期文学观念的拓展和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