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落差、社会资本与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合法性

组织合法性是制度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影响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将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社会资本分为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将海外子公司合法性划分为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分析海外子公司社会资本对其合法性的影响机理,进而揭示制度落差在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社会资本与其合法性关系间的调节作用,提出相应的理论命题,以期拓展组织合法性理论,并为越来越多进行跨国经营的中国企业提供理论参考.     

论政府信任的概念内涵、形成因素与政治功能

在西方学术界,目前对于政府信任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再造工程推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因此,政府信任应该成为政治学重视并加以研究的主题。“政府信任”在概念内涵上指公众在期望与认知之间对政府运作的一种归属心理和评价态度。公众对于政府信任的程度高低,乃是众多影响因素如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等交互作用的混和结果,而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公众对政府的认知与公共期望之间的相对落差。政府信任涉及民众与政府间的互动关系,它能够扩大执政者的合法性基础,实现有机的社会整合,提高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绩效。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How institutional linkages help to build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in a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Gaining legitimacy in their host country environment is a key priority fo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public relations efforts since it secures their local social license to operate. By applying neo-institutional public relations to corporate diplomacy, this paper argued that institutional linkages between corporations and local government could enhance the building of legitimacy. The study sought to determine whether institutional relations affect the perception of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focusing o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In non-democratic countries, public relations tends to be perceived as less sophisticated, and legitimacy becomes even more critical for foreign corporations. Therefore, a one-factorial (corporate diplomacy with/ without governmental involvement) between-subjects experimental design study surveying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residents i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N = 199) was conducted. The results imply that corporate diplomacy with governmental linkages leads to a higher perception of moral, pragmatic, and regulative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partially mediated by media credibility, governmental legitimacy, and issue legitimacy.     

探涉比较哲学的疆域

对比较哲学的元哲学探讨,涉及三大类问题:什么是比较哲学;比较哲学是否可能;以及比较哲学的方法论。比较哲学扩展了哲学本身的“数据库”,从而身处当代哲学的中心课题——“他者”问题的最前沿。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比较哲学中“他者”问题的集中体现。比较哲学的可能性问题,和科学哲学中的可比性、可兼容性、可通约性问题,语言哲学中的可翻译性问题,以及伦理学和宗教哲学中的相对主义问题密切相关。比较哲学不存在独一无二的方法,其关键是我们对待他者的基本态度要既立足自身的独特性,又对“他者”有开放的心态。     

区域多元化企业分支机构核心能力培养方式——基于合法性视角的理论模型

企业核心能力培育是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活动,但目前对于区域多元化企业分支机构核心能力培育方式的研究尚不深入。研究者在综合制度理论、核心能力理论相关观点的基础上,以区域多元化企业分支机构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一个分支机构战略定位、制度距离与核心能力培育路径的理论模型。研究认为:区域多元化企业对于分支机构的战略定位与其核心能力培育方式具有相关性,制度距离与分支机构的战略定位对这种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与晚清的中国认同问题

晚清时期,由于现实的危机和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输入,清王朝的合法性危机再次爆发。梁启超戊戌维新后一度在是否采取民族主义立场的问题上动摇不定,1903年访美归来后,他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在革命排满思潮风起后,梁启超与革命派展开激烈论战,他将革命派的汉民族主义称为小民族主义,而将自己的合中国境内诸民族的民族主义称为大民族主义。实际上,梁启超这种大民族主义不过是由于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本身的偏颇而采用的一种修辞,其实质是＂国家主义＂。中华民国这一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表明国家主义的认同模式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更好选择。     

清末宪政改革与清政府权威资源的流失

政治权威资源包括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政治权威的政治整合能力和政治权威的自身素质三个主要方面。清末宪政改革的目的是想通过改革以挽回因内外危机的挑战而不断流失的权威资源,但囿于自身的素质,没有能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整合,从而使其权威的合法性不断流失。     

事实性与有效性:现代法律的重建及其方法--哈贝马斯的法学方法论初探

重建现代法律的合法性基础,是哈贝马斯法律理论的基本目标.为此,他首先用交往理性取代传统的实践理性,然后通过普遍语用学将其交往行动理论、商谈论与法律理论联结起来.事实性与有效性的区分构成了哈贝马斯法律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他基于法律中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提出现代法律的合法性问题,主张引入商谈论来调和这种紧张关系,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法律有效性理论.     

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合法性分析范式--对杜赞奇"权力文化网络"的批判性重构

中国乡村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不同于旧中国的社会控制多元化的现实景况,使得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型基本失去了对中国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解释力。在对其进行建设性批判的同时,建构了"乡村社会权力合法性交往结构"这一新型范式,把乡村社会权力主体的利益斗争视为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的交往、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以期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走向作出具有未来向度的分析。     

新制度主义： 理论评述及其对组织研究的贡献

制度研究是当前国际社会科学界研究的热点，其主要研究领域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等。在20世纪70年代，组织被引入制度研究领域，并且获得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本文系统回顾了制度研究的发展历程，对新制度主义及其对组织研究的贡献进行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