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婚内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构建

我国现行《婚姻法》在追究婚内侵权行为民事责任上存在严重的缺陷,不能对受害人进行有效的司法救济。基于"人格独立"、"男女平等"以及婚姻秩序的要求,在民法这一私法范畴内,构建婚内侵权民事救济机制,确定不同的侵权救济方式,以及建立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于另一方的侵权而寻求法律保护的司法救济制度,不仅有利于遏止夫妻间的侵权行为,维护受害者的基本权利,以及婚姻家庭的稳定乃至于社会的稳定,也是我国社会发展和完善民事立法的进一步要求。     

责任政府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

政府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产物。人民建立政府,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服务人民。建设责任政府是人民政府为人民的体现。建设责任政府,就是在理念上始终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制度上推行政务公开,在行为上依法行政,这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念文明、制度文明、行为文明是相吻合的。建设责任政府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和目标的关键。     

《野草》别解

《<野草>英文译本序》仅解释八篇针对现实的散文诗之写作背景和寓意,而回避了与当时现实无直接关联的另一半内容。由《野草·题辞》可知,这另一半重点是作者忏悔其"过去的生命"。"过去的生命"之必须忏悔,不仅因它是期以"乔木"而终得"野草"的"失败",而且因为作者通过对失败的长期反思,悟出那其实是一种"罪过"。于是,现在之"我"在继续挑战现实的同时又不断为过去之"我"所纠缠,由此深切地忏悔其早期"立人"(即立人之"心")主张。但这种反思也无结果,于是《野草》实际的精神主体("游魂")破裂为三,一归于曾经轻视的身体,强调一切都须亲身承受,"心"之所思须与肉身体验相合;一变为天地间虚妄的"求乞者";一化为渴望融入客观强力的战士。如此复杂的精神架构遂使《野草》既显示为一个战士的挑战,也显示为一个失败者的求乞与忏悔。但最后仍然"争天拒俗"并"指归在行动",故无论其反思、忏悔与求乞,都未能彻底。     

文学观念向他律的倾斜与越界--评20世纪30年代初前后六七年间文学观念的论争(上)

文学的自律、他律问题早在20世纪初就已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一个时期,文学自律的一面探讨不多,主要是争论他律的应有的方面,以确立新文学的性质与方向,建立新的文学观念,自属文学内涵的应有之义.但自20年代下半期从文学革命走向革命文学之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俄国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及其余脉的各种文学思想,都被当成无产阶级文学思想介绍了过来,形成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文艺界的多次大争论,造成了文学观念向他律的倾斜与严重的越界.其中的一系列主导思想,后来以权威的形式被沿袭与巩固了下来.     

重新认识邢宥的历史地位

本文对邢宥应有的历史地位加以探究。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整个文明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不可能脱离人类整个文明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而发展和进步。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令人注目的新变化,其中最有代表性和全局性的有经济全球化、新科技革命、“第三条道路”和民主化浪潮。经济全球化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增加了助推外力,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生活的网络化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第三条道路”和民主化浪潮的兴起在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直接借鉴的同时也带来了现实的压力。     

袁世凯与清末政治近代化

在清末政治近代化过程中,袁世凯积极投身其中,与张之洞、周馥联衔上奏立宪,支持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参与官制改革,推动资政院设立,在直隶搞地方自治。其活动客观上推动了清末政治近代化,在中国近代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化开放与政治文明建设

政治文明的发展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展开的 ,开放的文化环境是政治文明成长、演进的重要动力。由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政治现代化所需的历史资源 ,因此 ,中国当代的政治文明建设需要在文化开放的条件下 ,破除思想理论障碍 ,立足于国情 ,大胆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     

汉唐之间袁氏的政治沉浮与籍贯更迭——谱牒与中古史研究的一个例证

汉唐之间,汝南汝阳袁氏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籍贯更迭:一次是由陈国扶乐变为汝南汝阳,另一次是由汝南汝阳变为陈郡阳夏。东汉一朝,汝南汝阳袁氏四代在政治上持续发展,并超越陈国扶乐袁氏,成为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汉末袁曹相争,袁绍、袁术兄弟落败,汝南汝阳袁氏迅速沉沦。与此同时,陈郡阳夏袁氏则与新皇权建立起特殊的关系。魏晋南朝频繁易代,他们的政治地位得以蝉联,并最终压倒汝南汝阳袁氏,成为袁氏的正宗所在。南朝后期与王、谢、萧三家并列侨姓之首的袁氏,正是陈郡阳夏的一支。此例说明:中古士族身份的变化,也会反映在谱牒之中,甚至造成他们籍贯的移动。     

我国道德生活领域“知行分裂”现象解读

目前我国的道德建设仍然处于困境.处于困境的突出表现在于道德生活的知行分裂,即人们对伦理规范的认知与道德践履相互脱节、社会所倡导的伦理规范不能很好地指导人们的道德行为.要实现知行统一、走出道德建设困境,必须弄清知行分裂盛行的深层次原因,从而找到有效的对症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