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网络热点事件引导大学生养成良好社会心态

随着网络和网络媒体的发展,当代大学生对社会热点事件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与日俱增。网络热点事件反映的社会现象和折射的社会问题对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对其社会心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引导大学生正确运用网络技术,提高信息分析能力;正确看待社会转型期的各种问题;不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同时,国家应积极引导网络媒体,净化网络舆论空间,为大学生成长提供健康的网络环境。     

“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辨正

公民是民主国家中拥有公民身份的人。公民意识是公民自身对其公民身份的理性认识与价值认同。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是培养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教育活动,以使公民获得对社会主义公民身份的理性认识与价值认同。公民意识教育具有意识形态性,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教育的重点内容是树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理念,中心任务是培养公共理性,宏观目标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建设。     

公民服从与政治义务——《克里托篇》中公民服从思想的政治学分析

苏格拉底之死确立了公民服从的典范。《克里托篇》中苏格拉底与克里托就公民服从进行的对话,隐含了公民服从的多重观念原则:理性原则、同意原则和契约精神、感恩理念、自愿原则、公平原则以及自然责任观念等。这些内容成为公民服从义务最早和最系统的论证,为后来相关理论的发展指引了方向。     

论行政诉讼中“主要证据不足”的认定

行政诉讼中“主要证据不足”的认定对实践审判活动极为重要。认定“主要证据不足”是通往行政法治的一条阶梯。从“主要证据”的预设出发,然后层层推进,深入分析“主要证据不足”及其相关问题不失为一条好途径。对比分析最高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厘清其中行政法治的考量和价值追求,才能更好地领悟行政诉讼的目的,并借此指导实践审判活动。     

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成长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2009—2012年上市民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成长性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民营企业与政府建立联系成为普遍现象,民营企业与政府的政治关联对企业成长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制度环境越落后的地方,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成长性的促进作用越大。这表明,政治关联是制度环境不完善条件下的一种替代机制。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研究--兼评学术界的几种观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的重点是“现代化”,而不是“治理”和“管理”的区别。“管理”和“治理”不是对立的,在学术研究中是两种相近的范式。“国家治理”和“国家统治”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前者表现为工具理性,后者表现为价值理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与状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顺应我国现代化发展趋势的重大战略举措。     

东营沙四段古盐度对碳酸盐岩沉积的控制作用

以硼含量以及Sr/Ba、Sr/Ca 作为指标,计算了东营凹陷南坡沙四段各个沉积时期的古盐度值,盐度垂向上由下到上总体上变小,即湖侵初期盐度较高,湖侵后期盐度变低;平面上东部较高,北部较低,盐度分布受到古水深的控制。古盐度对不同类型的碳酸盐岩具有控制作用,碳酸盐岩所要求的古盐度范围为10.0 ‰ 35.0 ‰,其中白云岩主要分布在古盐度大于15.0 ‰的区域,石灰岩主要分布在古盐度小于20.0 ‰的区域。水体的高盐度为白云岩的形成及成岩转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介质条件,在古盐度较高的区域以白云岩沉积为主,或者将已经形成的石灰岩白云岩化;在古盐度较低的区域以石灰岩沉积为主。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机制研究

2012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我国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该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制约审判权和实现司法公正,有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然而,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原则、方式、程序等并没有作出细化和具体规定。针对司法实践中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完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机制的对策建议。     

“中国梦”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育探析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和主线,因此,有必要将“中国梦”教育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学进程。在讲授完中国近现代史之后,以专题的方式、以“中国梦”为主线来梳理和巩固整个中国近现代史,既可强化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又能系统、深入地剖析“中国梦”,从而真正实现历史课教学与“中国梦”教育的目的,使当代大学生勇于担当实现“中国梦”的神圣使命。     

In the path of heroes: second-generation Tamil-Canadians after the LTTE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second-generation Tamil-Canadian university students have modified their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period after the defeat of the 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 (LTTE) in May 2009. Using a generational framework suggested by the work of Karl Mannheim, I show that the events of May 2009 situated second-generation Tamil-Canadian political activism as a response to the ambivalence of their parents to the conflict in Sri Lanka. Second-generation Tamil-Canadians are also shown to have altered the key LTTE symbol of the Maaveerar (great hero) to better fit a 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 that is framed by the new realities of post-LTTE Sri Lanka and by intolerance to imported conflict in Canada. I argue that the Tamil second generation is highly engaged with the politics of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at this engagement may have a lasting influence on transnational Tamil identity and on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the Tamil community within Cana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