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流行语言"泛化"现象解析

政治语言“泛化”是语言变异现象中的一种。基层官员的模仿、反复使用是政治流行语言“泛化”的基础,无意识形成套话是政治流行语言“泛化”的根本,群众的儿戏是政治流行语言“泛化”的关键。政治语言“泛化”形成的前期有利于使某一政治事件引起公众的关注,形成以后则降低了该重要政治理论、政治事件的严肃性,损害了执政党的形象,暴露了新时期政治思想工作的缺陷。     

郑振铎俗文学研究的民间意识

在20世纪初逐步建立的民间文学和俗文学研究，其发展不但为学术界带来一门新学科，同时见证了时代思潮的起伏。郑振铎是胡适、周作人、刘半农之后极为重要的一位俗文学研究者，大半生贡献于有关材料的搜集、整理，其《中国俗文学史》更标志着这门学科的建立。此书不单单是一部学术专著，而且充满时代思潮的痕迹，构成了它的独特风貌。今天，我们仍然能够透过它，窥见胡适、周作人等前辈关注民间文学、俗文学的用心；也能隐约听见三十年代一些论争的回声，还有著者个人的学养和审美观、强烈的爱国情怀，凡此种种，都影响郑振铎在写史过程中的取舍与褒贬，既推动他在俗文学研究上作出重大贡献。也制约他作为俗文学史家的识见。     

论敦煌讲唱文学对我国通俗小说的影响

敦煌讲唱文学对后世通俗小说有重要影响:其一,表现在题材与人物上,敦煌讲唱文学作品中的许多题材与人物被后世通俗小说吸收改造,如<唐太宗入冥记>的故事被<西游记>、<隋唐演义>吸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章节.其二,表现在体制与体例上,后世通俗小说的"入话"、"散场诗"形式及配图形式、散韵结合的语言形式,章回体例的形成均与敦煌讲唱文学有关.其三,表现在叙事特征上,通俗小说在情节、人物、叙述视角等方面都对敦煌讲唱文学有所继承.     

犯罪构成通说之批判

通说认为犯罪构成,就是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客观和主观要件的有机统一。这一概念存在如下问题：混淆犯罪构成要件与刑事责任要件;混淆犯罪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混淆犯罪构成要件与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关系;混淆犯罪构成与案情;此外,通说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存在需要批判之处。     

文化产业特性及其经营启示

人们熟知的文化产业是内容产业、市场产业、大众产业、创意产业,却鲜少考虑这些特性对于文化产业的经营意味着什么,这是诸多文化产业项目难以成功的重要原因。通过对文化产业特性的梳理和分析,重在揭示这些特性对于文化产业在经营上的必然要求,以期提醒人们重视对文化产业自身规律的研究和把握,提高文化产业经营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     

民主化科学化语境下党管干部制度的变革探究

面对全球化、市场化与民主化的挑战,如何完善党管干部的方式和方法以适应新的世情、国情、党情,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的重大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在党管干部的问题上,重使用、轻管理,重提拔、轻监督。要解决党管干部管的方向和动力问题,就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管干部制度的民主化与科学化。     

中国歌曲的演唱特点及音乐教育——以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法为比较

中国歌曲历史悠久，但中国歌坛“美声、民族、通俗”三种歌唱方法的划分，初始于20世纪的80年代初。此“三种唱法”各具特点，且相互交叉与交融。高校艺术学院的音乐教育应要求教师在声乐施教中，不仅做到不故步自封，更要引导学生兼容并蓄、博采众长，融多种唱法干一体，从而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才能培养出脱颖而出的人才。     

翻译文学的引入与中国通俗文学的转型

从周至民国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我国出现了三次翻译高潮,即东汉到宋初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和近代的西学翻译。具有独立性质的文学翻译就大量出现在第三次翻译高潮。在这股文学翻译高潮中,通俗文学作家积极译介有别于传统文学的新内容和新体裁,引进新的表达手法,将它们运用在自己的创作中,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民间大众价值取向与儒家伦理的关联

当前中国仍然对人们的实际行为发生重要影响的传统价值取向主要有六类 ,它们是家族取向、权威取向、稳定取向、自保取向、安命取向和实用取向。它们同儒家伦理具有一定契合性 ,是儒家伦理的世俗形式 ,但在世俗化过程中有些经过了过滤、筛选 ,发生了扭曲。这些价值取向对社会进步的作用是双重的。其负面影响虽然遭到过近代以来许多激进知识分子猛烈抨击 ,但仍然是值得现代中国人予以反省和清算的对象     

也谈通俗音乐的艺术性与商业性

从通俗音乐的产生、发展、特点三个方面辩析了它的艺术性与商业性的客观存在 ,通俗音乐既不是新兴的艺术类型 ,更不是艺术拓展到大众 ,而是一种成为俗套生活的文化消费类型。文章目的是引导人们正确认识通俗音乐的多样性 ,从中汲取真正的艺术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