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实证原则

严复最早把实证方法介绍到中国来 ,对于传统治学方法的变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继严复之后 ,王国维试图把实证方法提升到实证原则的高度 ,成为中国第一个使用“实证”这一哲学术语的人。他对实证原则的认同集中体现在《论性》、《释理》、《原命》等三篇文章中。尽管他徘徊于“可信”与“可爱”之间 ,没有成为实证论者 ,但对现代中国实证哲学思潮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哈贝马斯的知识类型观

哈贝马斯认为,伴随着科技成为新的隐形的意识形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处于异化和病态之中。在哲学层面,实证主义宣扬三种彼此关联的理念:科学主义、客观主义和工具理性,引起知识类型的实证化嬗变,加剧了社会的异化和病态。因此,必须对知识类型的实证化展开批判。皮尔士对自然科学的反思、狄尔泰对精神科学的论证,都打上了实证主义的烙印,表明知识类型的实证化根深蒂固。为推进知识类型的实证化批判,哈贝马斯通过整合康德、皮尔士、狄尔泰和弗洛伊德等人的思想资源,挖掘出兴趣框架:技术的认识兴趣、实践的认识兴趣和解放的认识兴趣;提出相应的新的知识类型:经验—分析的科学、历史—解释学的科学和批判性的社会科学。哈贝马斯认为,对兴趣框架及知识类型的严格界定,是“重新创造自己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的起跑线。     

逻辑实证主义批判及其语境分析

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形而上学表述的都是经验之外的命题,由于它们无法被证实真与假,所以根本就没有意义。于是,这种新的实证主义主张用逻辑工具、物理语言对传统哲学进行彻底改造。而反实证主义者则从价值中立的不真实性、经验证实原则的无效性、反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以及归纳法的困境等方面作出反击。在这些相互竞争的理论中,我们的立场应当取决于我们所处的语境。     

20世纪西方科学主义思潮演变评析

科学主义思潮表现为实证主义,建立在现代物理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等基础上。逻辑实证主义习惯于在事实和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思考和验证。批判理性主义体现了科学发展的辨证否定性质。代表人物波普尔提出了证伪主义原则。历史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提出了“范式”理论,一定程度地揭示了科学发展的规律。     

什么是孔德的实证主义--对孔德实证主义体系的再认识

实证主义是孔德确立的关于实证科学的哲学体系,被认为与神学、形而上学互不包容。孔德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实证主义即是实证科学,而实证阶段是人类智慧发展的最高阶段。他对实证科学按简单到复杂的标准进行了分类,找出了各实证科学之间存在的“渐进的相关性”。孔德指出,实证精神集中体现了实证主义的内涵,观察和合理的预测是实证精神的主要特性。在与神学、形而上学反复比较的基础上,孔德归纳出实证精神的特点及实证精神充满的由“相对代替绝对”的这一趋势。孔德的实证主义虽然有其不足,甚至其学说之间互相矛盾,但其对社会道德、秩序、进步、和平、和谐这些理想的追求,至今对我们的社会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超越实证与思辨——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思维方式

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思维方式是建立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和传统思辨哲学的思辨主义的双重批判的基础上的,同时它又超越了上述两种思维方式。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思维方式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历史性研究的内在统一,开创了一条能够真正深入资本主义现实的独特的思想之路。     

论自然法和法律实证主义研究进路的融通可能性

自然法和法律实证主义是西方法理学研究中两种典型的研究进路,这两种进路在深层次上是具有相互融通的可能性的。自然法为法律的终极合法性提供了一个解释模型,而法律实证主义者则有意回避了基本规范的合法性问题,因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然导致对自然法的肯定。正是对法律终极合法性的追问使自然法和法律实证主义这两种研究进路的融通变成可能。     

法律与道德:分离后的结合——重温哈特与富勒的论战对我国法治的启示

在20世纪所发生的哈特与富勒之间的一场论战中,哈特为实证主义的分离主张辩护,并将"分离说"的内涵作了更为具体的表述,而富勒则从法律秩序的道德基础和法律自身的道德性出发强调法律与道德的不可分.从表面上看,其论争的焦点在于法律与道德是分离还是结合,而实质上他们是从各自的问题意识出发,强调了对于实现"忠于法律"这一法治目标来说至关重要的不同的方面.这场论战对于我国法治建设的最大启示是:当我们强调法律的实质正义目标时,我们不应简单地用道德的逻辑和标准去替代法律的逻辑及标准;而当我们强调法律相对于道德、正义的独立性时,我们不应忽视对法律自身道德性的培育.     

论西方主流心理学的实证科学观

科学观是科学发展的前提,在西方心理学史上一直存在着科学取向的心理观和人文取向的心理观。科学取向的心理学又称实证心理学,是西方的主流心理学,其实证科学观一直主导着心理学的发展,导致心理学出现"不统一"的困境,重建心理学的科学观是解决困境的唯一出路。新的科学观应是整合观,在这种科学观的指导下心理学的研究才能真正解决人的心理问题,心理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     

人工智能刑法主体地位的积极论——兼与消极论的答谈

智能技术及其应用的迅猛发展,对以人类的主体性地位为根本存立前提的当代法律体系形成强烈冲击,智能主体的刑法地位成为关键问题。目前,消极论和积极论处于相持阶段,加速了现行刑法理论体系的知识变革进程。“人造物”等不同程度的消极论,以现行刑事法律制度难以直接接纳及其所裹挟的潜在的刑事风险等为由,虽有其可取之处,但其逻辑机理正是过度释放人类中心主义的预设效应。完全按照人类中心的立场进行审视会得出无法调和的结论,也显示了智能技术应用的工具属性被深度放大之倾向,但上述消极事由不尽然合乎规制人工智能犯罪的现实需要,也与法律主体制度的演进规律不符,甚至会压制刑法主体的自主进化。“电子人”等不同形式的积极论,率先走出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及其观念束缚,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人工智能与刑法的互动及其动向,更加契合了人工智能犯罪的发展动态。而意志自由、刑事责任能力、道德伦理规则、智能程度与智能主体类型、刑事责任的客观存在、算法的特殊地位与意义等既有的知识框架与新的要素累积,意味着人工智能可以在发展的刑法体系中实现衔接与契合。经由不真正完全背离刑法原理的认识扭转,亦供给了学理层面的支撑。而且,遵循功利主义的理路,以及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