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1924年阶级合作模式的尝试与一战后德国劳资关系的起伏

中央工作组是一战后德国社会出现的劳资合作机构。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在于:19/20世纪之交的阶级合作思想大范围流播;战争期间帝国政府主导下的劳资合作实践;革命压力下劳资合作协议的迅速签订。中央工作组对复员军人的安排、8小时工作制、工资提高、保护失业者以及更广泛的经济领域施加了有利的影响。然而由于这种模式在劳资利益团体内部始终存在争议,又遭到政府的干预和抵制,而且也没有建立起劳资互信的基础,从而以失败告终。中央工作组的历史展现了魏玛时期劳资关系的变化,也为我们进一步反思魏玛失败与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社会关系提供了一种视角。     

启蒙的现代传承、化生与超越——以瓦尔泽、格拉斯、哈贝马斯等为中心

本文凸显西方元思维的"逻各斯—秘索思"结构,强调德国思想史的"启蒙思脉—浪漫思脉"二元对立。同时选择作为德国知识精英代表的瓦尔泽、格拉斯、哈贝马斯,对其"文学话语—哲学话语"对话结构进行梳理,既凸显其为20世纪后期精英难以回避的"战争背景",同时也揭示他们面对历史浩劫与民族重生勇于承担的"智识勇气"和"创辟实绩"。最后,仍归结为一个基本追问,就是在至今为止的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思想史进程中,虽然名家辈出,但并未能为人类发展提供明显亮色,以及德国学术、思想难得强势的事实,并追问其原因所在。同时引入中国文化传统的《易经》思维,尤其是凸显"一分为三"之原则,强调"启蒙调试"作为一个重要的"黄金分割点",使西方二元论思维获得一个立足于三的支撑点。如此,则格拉斯尝试以浪漫的手法来坚持启蒙的目标、瓦尔泽以浪漫的手段来调试启蒙的不足,都有其合理之处,相比较哲学话语系统的哈贝马斯对启蒙传统的"执善固执",则更显出文学话语的灵活性与诗性创发对于思想史发展的特殊意义。     

德国“跨文化教育”的发展及对中国的启示

德国跨文化教育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德国在跨文化教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理论和实践经验。德国的跨文化教育具有显著的时代性,强调互动性,主张多语性,具有相当程度的普及性。德国跨文化教育的发展对我国教育的启示是应加强意识层面上的重视程度;应加强以实践为导向的对策性研究;应加强以理论为导向的基础性研究。     

德国《能源战略2050》要点及对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启示

2010年9月28日,德国联邦经济与技术部发布了《能源战略2050——清洁、可靠和经济的能源系统》报告,提出了德国至本世纪中叶能源发展路线图。本文梳理了该能源战略的要点,重点围绕可再生能源和电网发展,从统一规划、电网建设、可再生能源经济性等方面深入分析了我国和德国各自的特点,以期对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启示。     

尼采对歌德的接受与反思

尼采将歌德看作自己超人的原型,尼采对歌德的认识存在两面性：一方面,尼采认为歌德不理解酒神狄俄尼索斯的世界,歌德理解的希腊是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另一方面,尼采认为,歌德体现出来的一种强健、具有高度文化修养、体态灵巧、有自制力、崇敬自己的人,尼采以酒神来形容歌德;从这个矛盾的评价可以看到,在尼采眼中,歌德过于偏向于日神精神,对酒神精神的理解不足。     

普法战争对法德两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普法战争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次重要战争,战争以法国签订屈辱的割地又赔款的和约而结束。它不仅对参战双方的政治、军事及欧洲国际关系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而且对两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发展速度及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二战历史教育的变革——以阿多诺社会批判思想为背景

受冷战形势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的联邦德国二战历史教育偏离了历史事实,德国大众试图逃避历史罪责。阿多诺不满于战后德国社会的大众文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以"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为代表的系列电台演说。他批判德国大众文化中暗藏的"野蛮",诸如"冷漠"、"坚强"、"集体性"、"权威人格"和"物化"等阴暗面,呼吁对儿童的教育和大众的启蒙。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的教育"思想激起了德国青年人对父辈历史的质疑,并对60年代以后的德国政治历史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德应用型人才培养管理与运行机制对比研究

应用型人才是当代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通过政府立法,指定执行标准,设立专门的教育质量监控系统,通过行业协会的监督来保证培养出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同时德国应用型大学采用了双元制的教学模式,高校与企业共同培养应用型人才。我国高校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上尚处起步阶段,国内高校通过特色办学,与地方和企业开展合作,重视实践课程来突出培养应用型人才。德国高等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丰富的经验和优异的模式对我国的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具有良好的借鉴与启示作用。     

德国性别预算模式解读及其启示

自1984年澳大利亚推行妇女预算行动项目．引入性别预算行动以来,性别预算在世界范围内历经近三十年的发展与演化,已在全世界70多个国家中不同程度地实施,德国便是其中之一。作为开展性别预算诸多国家中的佼佼者．德国自上世纪90年代起便结合本国国情．在柏林、慕尼黑等地对性别预算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索与尝试,并将其落实到法律政策制度、国家机构和工作管理机制以及社会性别分析体系等层面。相形之下,我国的性别预算起步较晚。其制度模式与分析体系仍有待完善．德国的经验对我国性别预算的自主开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作用。     

Impostors of themselves: performing Jewishness and revitalizing Jewish life among Russian-Jewish immigrants in contemporary Germany

In the early 1990s, Germany officially opened its gates to the immigration of Russian Jews as part of the politics of repentance and restitution for the Holocaust. The immigration of Russian Jews seemed to offer an opportunity to strengthen and revitalize Jewish life in the country, even to restore it to its pre-war scale and condition. For the Russian-Jewish immigrants, that task has proven a difficult challenge. Tracking the stumbling blocks and difficulties of the project of revitalization and recreation of Jewish life, this article moves through different arenas of the immigrants' performance of Jewishness – artistic, ritual, and mundane, individual as well as communal. It examines the situation in which role-playing or ‘passing’ as Jews fails to be perceived as credible and is interpreted as ‘impos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