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文明的进路——西方媒介社会学的历史、现状与趋势

为更好地讨论和发展媒介社会学,赋予其更广阔的理论与实践内涵,文章为媒介社会学划定了一个大致的学科领域范围。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西方媒介社会学的理论渊源和十大理论成果,认为媒介社会学的发展应该超越单纯的传播学分支学科概念,成为理解传播现象和推进社会理论的潜在范式。同时指出,对于媒介符号充斥的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以及社会组织方式的研究是媒介社会学的关注焦点,也引领着其未来发展趋势。     

论翻译的文化诗学研究

翻译的文化诗学产生于翻译的文化转向中,它以文化的视野、历史的角度、多学科的空间以及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充满诗性品质的跨文化活动的内部机理和在译语文化中的作用机制,并将两者结合起来,构成翻译的文化诗学的主要内容,为翻译理论研究和中西翻译理论的平等对话提供了一种进路.     

从社会文化理论到语言社会化理论——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两个二语习得流派,前者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把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过程。这两种理论流派相辅相成,反映了当下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趋势。     

语言的拓扑变换性与翻译理论的本体建构

翻译的本体界定和解释性转向是翻译研究成为真正科学理论的根本条件。长期以来,学界围绕翻译学科地位的争议大多源于这两个条件的缺失。雅克不逊在"差异中的等价"基础上提出的翻译本体说和斯坦纳的拓扑翻译论提供了重要启示。斯坦纳把翻译视为"变换中的不变性",无疑抓住了翻译本体的拓扑变换性实质。而从认知语言学和认知科学近期的研究看,语言的拓扑变换性不是拓扑数学观念的简单移植,而是语言的本质特征。在认知识解意义上来认识和界定语言的拓扑性是通向翻译本体理论的根本选择。     

惩罚性赔偿的法际协调研究

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并不完全等同于英美法系现代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应从我国法际差异和法际协调的角度,具体统一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论定位和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形成比较合理的制度体系。作为连接公法和私法领域的有益桥梁,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不应局限于某一特定的法律部门。宜进一步限缩“故意”中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范围,宜“以引起他人损害为直接目的”,即需具备主观恶意,,才适用惩罚性赔偿。在惩罚性赔偿的计算方法上,应区别不同情况作出规定。新修订《消法》第55条中“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建议修改为“法律另有较高赔偿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面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缺陷,可以通过利益收缴等方式予以弥补。     

我国引入惩罚性赔偿的理论障碍批判

惩罚性赔偿是英美法上的一个特有制度, 我国在引入这一制度过程中出现了理论障碍, 认为它混淆了公法与私法的划分, 违背了民事责任的补偿性原则, 与罚金和罚款的功能相同, 并使受害人获得了不当得利。其实, 这些理论障碍是值得商榷的: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向来就不是泾渭分明的, 也就没必要追求两者的精细划分并以此作为反对惩罚性赔偿的理由; 民事责任的补偿性原则在现代社会需要进行修正, 惩罚性赔偿可以弥补民事责任预防不足的缺陷且具有罚金和罚款不可替代的功能; 法律设定惩罚性赔偿金的目的是在保护弱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完全补偿原则, 与不当得利制度的设立宗旨并不矛盾。     

论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产品责任领域中的适用--兼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

惩罚性赔偿制度因其实用效应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得到承认和适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也突破了传统民事责任的拘束,规定了双倍赔偿原则,但因在实践操作中存在很大局限性而受到质疑。文章试从该制度的立法背景、价值取向出发,探讨其在产品责任领域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和国外的立法经验对该制度的完善提出立法建议。     

从"苏丹红"案看惩罚性赔偿与责任竞合

通过分析全国首例“苏丹红”案所涉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及责任竞合问题,认为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为经营者提供商品、服务时有欺诈行为及消费者受有损失。法律应就经营者的欺诈行为作出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消费者要求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基础关系为合同关系。“苏丹红”案中,原告诉请涉及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问题。责任竞合时,权利人最迟应在一审开庭前作出选择,如果不作选择或者放弃选择权,应由法院依据有利于维护权利人权益的原则,作出适用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形式的判决。     

Disability studies after the ontological turn: a return to the material world and material bodies without a return to essentialism

Over recent decades, poststructuralist theories have allowed critical disability scholars to challenge essentialist understandings of the human species and to contest discourses which divide humans into ‘normal’/‘impaired’ subjects with respect to a wide – and ever expanding – range of corporeal and cognitive traits. For critics, however, these theories are deeply flawed. By focusing primarily on language, poststructuralism shifts our critical attention away from the often harsh material realities of life for disabled people. This has led some to turn to critical realism and to effectively re-essentialise impairment. In this article, I wish to consider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I suggest that the recent ‘ontological turn’ in social theory has seen the emergence of new-materialist approaches – including Deleuze and Guattari’s ontology of assemblage and methodology of assemblage analysis – which allow us to consider disability as a material phenomenon without a return to essentialism.     

论当前财产保险公司经营面临的困境及改善办法

当前国内财产保险公司经营利润逐年降低，盈利空间变窄，大部分保险公司从盈利逐步陷入亏损的境地，经营风险不断加大。恶性竞争、承保费用提高、理赔难是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因素。如何扭亏为盈，摆脱困境，本文将从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督两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改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