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新生如何穿越法律之门？

开启甚至穿越法律之门对于法学新生来说意义重大。秉持对法学的挚爱之情,深度把握法律与社会生活的辩证关系和法律语言,并将素质的养成重于知识的获取贯穿学习过程、真理在胸但以追寻法律真理为业等构成这一过程的若干重要元素。透过这些元素能够构思的法律人只是一种合格形象,一个开启穿越法律之门的新生,理应通过实际行动不断展示这一形象的不同面向,以铺就迈向优秀法律人的未来之路。     

中世纪宗教与技术对人类生态思想的影响——探寻生态危机产生的中世纪根源

中世纪以来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开始主导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愈发错综复杂甚至紧张起来。由此,当代生态危机的真正源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中世纪的宗教和技术状况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生态思想。中世纪作为宗教时代,引发了自然观念的彻底变更,古希腊那种敬畏自然的观念被颠覆,取而代之的是人类对于自然的主体性地位的高扬;中世纪作为技术时代,则导致了实用技术理性与技术乐观主义,由此强化了对自然的资源化理解,科学精神那种面向自然时不谋求实际利益的求知,被实用技术带来的物质利益所遮蔽。如何进行有效的解蔽工作,是当今生态文明时代的艰巨使命。     

理性在现代性现象中的四个向度--从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说起

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 ,马尔库塞认为 ,在发达工业社会中 ,理性只剩下了一个向度 ,即技术性的向度。本文认为 ,马尔库塞的观点是片面的 ,实际上 ,理性还有三个向度 ,即公共性向度、规则性向度和超越性向度。正是这三个向度使发达工业社会的理性获得了自我批判、自我调适的能力。     

基督教在唐代传播之顿挫及其原因探析

基督教 (景教 )在中国唐代的传播历经顿挫 ,这种初传的顺利与惨遭禁绝 ,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对此问题的研究 ,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和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罗尔斯对"原初状态"的康德式解释

罗尔斯把原初状态作为"正义即公平"的主要论证要素,对原初状态作了三方面的限制性假设:信息的假设,无知之幕;原初状态各方的假设,相互冷淡而又具有理性;选择对象的限制条件的假设。这三方面的假设都是以康德哲学的"目的王国"及理性的实践主体作为其理论前提的。     

交往理性:寻找现代性困境的出路--哈贝马斯重建现代性的思想路径

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始终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重要内容,哈贝马斯无疑继承了这一传统.所不同的是,哈贝马斯并没有止于悲观性的批判,而是在反思现代性问题时,试图寻找走出现代性困境的出路,以达到重建理性之目的.     

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与单位制基础的消解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进入复杂多变的社会转型时期,其中单位制的变化在整个转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单位制原来得以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已经消失或正在消解,这种消解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由以价值理性为主导走向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过程,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逻辑。     

权力与伦理:韦伯支配社会学中的国家理由问题

韦伯在权力与伦理之间的纠结，鲜明地体现了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学说的双重性。和马基雅维里一样，韦伯看到，随着近代国家的兴起，政治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与其他价值领域相冲突，但又不能彻底脱离其他价值领域。因此，他拒绝纯粹信念伦理，主张效果取向的责任伦理。不仅如此，他还直面马基雅维里时代尚未凸显的现代官僚制问题，把政体伦理降格为行政管理的正当性，从而使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走向前台。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是一位“新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韦伯没能也无意彻底解决权力与伦理的冲突，他接受政治的“手段—目的”在伦理上的不一致之非理性现实，但他留下的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早已不只是一个德国问题，更是一个当代政治的普遍问题。今后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研究不仅要从制度层面，还要从观念层面解释中国如何从传统伦理性的“家产官僚制”演变成今天的官僚制。     

论德国哲学的神秘主义传统

德国古典哲学以其深刻的思辨和晦涩的语言而著称,与前此的英国经验论、大陆唯理论以及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德国式的思辨理性或辩证理性与中世纪以来的德国神秘主义传统有着密切的思想渊源关系。从艾克哈特的神秘的"心灵之光"到马丁·路德的内在自由的自我意识,再到雅各·波墨的深刻诡异的"神智学",都包含着一种在最高的神秘意识或认识中实现对立面的同一的思想,这种思想成为德国古典哲学中辩证理性的思想根源。     

过程理性是否可能的初步讨论

过程哲学为过程理性提供了知识基础。过程哲学的“存在即过程和过程即创新”的思想,构成了过程理性的核心内容。提出过程理性的依据还在于过程思想的现实化、行动理性的结构化、生活本质的过程性以及理论实践的过程性特质。过程理性形成的要素在于过程意识的无意识化、过程行动的细节化以及过程管理的操作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