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企合作构建第二课堂的实施效果分析及评价——基于圣奥班(家具设计专业)毕业生跟踪问卷的调查

南京林业大学与浙江圣奥(木业)集团联合创建的“圣奥班”是校企合作联合培养创新型家具设计工程专业人才的成功平台之一.基于圣奥班毕业生的问卷调查,对学生进班动机与目标定位、比较优势、获得的帮助、专业能力提升,以及今后办班建议等方面内容进行了分析.统计结果表明,学校和企业共同搭建的圣奥班平台对学生创新意识,专业能力、就业竞争力等诸多方面都有显著的提升.     

透析生活史研究在古德森教师研究中的角色

生活史研究已日渐运用于当代教育研究中。英国教育社会学家艾沃·古德森不仅较早地将其用于课程研究，还更多地用于教师研究。文章考察了古德森不同阶段的教师研究，分析了生活史研究在教师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为教师生活研究提供研究方法；为在"中间地带"建构理论提供资源；为促成教师"叙事学习"和"叙事教学"场域奠定基础。指出运用生活史研究是古德森教师研究生涯中一以贯之的思想，背后有其对教师深刻的社会关怀。这一思想在其教师研究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对我国教师和教师教育研究者及实践者而言，有诸多借鉴意义。     

乡土童年记忆追溯与童年生活变迁的个案分析

童年是社会和个体相互作用的产物，童年生活反映了一个时代所具有的特点。通过对童年记忆的追溯，发现80后和00后童年生活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轨迹，并从童年生活的内容、童年生活的方式、童年生活的空间及童年生活体验对其变迁的过程进行了分析。进而从童年赖以生存的地域空间、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的影响尤其是信息化时代的影响等方面讨论了童年生活变迁的原因。并从个案出发反思传统童年生活和现代童年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童年生活中儿童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作用。     

道家杨朱人生哲学新论———从老子到庄子的摆渡

杨朱是一位原始道家哲学人物，他以自然主义感觉论即人是一个感性实体为地基，以物我、人己、生死、名实等范畴为构架，构建了其“重生”“为我” 的自然主义生命哲学体系。与列子一样，杨朱是从老子到庄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过渡，丰富了庄子的生命哲学，所以，学界有“老、杨、列、庄”之说。但是，由于史料的不足和认识上的偏颇，自孟子以后，杨朱“轻物重生” “人人为我”的思想被曲解了，成了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的化身。实则，杨朱“重生” 的实质是“贵义”，其“为我”的目的是“为人”。杨朱受了老子思想的影响，以“全性保真”为宗旨；在思想上，反儒非墨，认为儒家的仁义道德不但虚伪，而且害性伤真，墨家的兼爱、利他则虚妄不实。因此，具有理想个人主义思想的杨朱主张以“人人不利天下则天下治” 的自治来对抗儒家礼乐的君制，以自爱、自利、尚异来取代墨家的泛爱、利他、尚同。而杨朱张扬主体的思想则富有积极的现代性。     

李杭育寻根小说的文化认同

李杭育是新时期寻根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其"葛川江系列小说"对民族文化中的下述正面因子进行了呈现并给予了赞许、认同的价值立场:搏击凶险、抗争自然、捍卫生命并由此喷薄强力、意志力的生存品格,执拗、倔强、坚韧的生命特质,血气、野性、自由自在、率真的生命形式,重情义、守孝道、讲仁爱、善良的伦理操守。     

明代小说中寄生词曲与社会生活

明代小说中寄生词曲为明代社会生活之镜像。寄生词曲中最为常见而又特色突出的社会生活描写主要在服饰生活、饮食生活、居住生活、娱乐生活等方面,以此可以窥明代社会生活之全貌。探讨明代小说中寄生词曲与社会生活之关系,有助于深化明代词曲和明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     

将生命还给社会:传记法作为一种总体叙事方式

在田野民族志和历史编纂学中，传记法是一种重要的叙事方式。本文从分析林耀华的作品入手，将其置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思想脉络中，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传记法在中国历史和社会研究中的潜力与可能性。本文将谱系法、个人生命史和社会生命论归纳为“传记法三角”。在（扩展）谱系法和社会结构论的基础上，生命传记法可以呈现一个或多个人的生命历史，作为大历史中的片段。不过，现象学路径有其自身的限度，不能离开对中央政权本身和总体结构的考察。在“时势”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中呈现生命传记，才不会只是个体的故事，而有希望成为一种对中国“总体”社会生活的有力叙事方式。     

墓券与东汉民众的生死观念

东汉时期的世俗民众没有认识到人终有一死的本质特性,反而抗拒死亡,渴求长寿永生。当年寿久长的愿望破灭时,他们又深信异象生命自然会在幽界冥府绵延不绝。不过生者却刻意疏远逝者,直接把殁亡人遣送到彼岸世界,希求幽鬼永居墓穴,接受冥府行政官僚体制和宗族观念的管制和束缚,按照世人的要求和期望去经历冥府生活。     

教育民主的内涵、路径及限度

教育是实现民主社会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民主是教育的基本原则。学校是民主社会的“雏形共同体”，民主生活是学校日常化的生活方式。教育目的是民主，是培养共同体生活的民主社会的公民，教育过程、手段和方法等也都应该是民主的，通过非民主的方式实现民主，这既不可取也不可能。当前我们应该创造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剔除教学中专制的形式权威，消解教育管理中的命令化和行政化方式，促进教育走向民主，社会走向和谐。     

苗延秀、包玉堂的生命意识对革命文学的贡献

由于政治环境、文艺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文学创作大多趋于模式化、程式化。时代环境无法改变,革命文学作家们也就无法完全摆脱主流意识的影响,但是广西当代少数民族革命文学作家苗延秀、包玉堂将自身的生命意识融入革命文学创作之中,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作品呈现出有别于主流话语的独特抒写空间。他们在原生态的浪漫抒写、女性个体表现、民族民间化等方面对革命文学做出了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