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与启蒙运动——基于《人性论》引言的思想史考察

当前对休谟的研究常把他和启蒙运动相隔裂.通过对休谟代表性著作《人性论》引言的分析,可以发现他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共享认识世界的“力学模式”和实验方法,都试图将当时在英格兰兴起的“自然哲学”应用于人类境况,都致力于用对人类生活有用的经验研究所产生的新理论代替传统形而上学.同时,休谟对经验主义方法自身的局限有着更为健全的认识,主张在经验和可观察现象范围内的实验方法.这一认识在我们反思启蒙时极富价值.     

解构的价值与解构主义美学思想

作为解构主义美学的核心观念．解构指向的是一种本体性的、生生不息的、蕴含着极大颠覆性与创造性的内驱力。解构产生于结构成为结构的那一刻，是对他者性召唤的肯定性应答，是对结构等级制秩序的颠覆。解构在解放他者的同时也解放了他者的对立面，它不知疲倦地从一种结构奔向另一种全新的结构，以致无穷。解构性事件就是这从一个结构转向另一个结构的关节点。解构特有的自由、民主精神使得解构主义美学成为一种批判的理论、一种肯定的理论，同时它还是一种辩证法。     

庄子基本思想平议

庄子发明了哲学怀疑的方法,确立了独立的精神,找到了走出乱世的端点,开启了全新的哲学探索。他以气论和“道观”的方法论发展了老子道论。“道观”是道家思维完成普遍化、客观化的重要环节。“逍遥游”捍卫存在与价值、人与自然价值、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统一。“齐物论”建构起两行逻辑和多元认识论的立场,树立了道的胸怀和视野。如此才能平等、开放、公允地看待事物和言论的长短意义。庄子对儒家仁爱机制的反思有利于真正道德主体的确立。庄子从逻辑上对百家争鸣的终结产生了作用,庄子思想被专制法制排斥而失去社会建构的机遇是历史的遗憾。     

坚守与质疑——鲁迅的自省与批判性审视

鲁迅的批判与怀疑精神,是对当时主流思想的坚守和对自己所坚守的理念的批判性审视,是以质疑与批判为主要表现的深刻自省,具有强大的思想穿透力,主要体现在从维新思想转为启蒙运动、对启蒙主义的坚守与拷问、女性启蒙话语关注的转移等。     

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幽灵

在认识论、科学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等领域,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取代决定论,是现代西方哲学最基本的特征之一。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倾向,是对传统哲学中以黑格尔哲学为主要代表的绝对主义的反动;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严重泛滥,也使得现代西方哲学内部蕴涵着否定自身的危机。     

怀疑主义与认知价值

当代知识论越来越重视认知价值的研究，但从认知价值角度去重新思考传统怀疑主义问题的研究却很少。历史上的怀疑主义者既认为我们无法拥有任何知识，又主张我们应该悬置判断。因此，他们不仅预设了一个高的知识标准，而且预设了一个价值标准：任何达不到知识标准的认知状态都是没有认知价值的。但这个价值标准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即使无法达到怀疑主义者所设定的知识标准，也不必悬置判断。假设怀疑主义者认为我们无法拥有任何知识，同时认可“有些达不到知识标准的认知状态也有认知价值”，那么怀疑主义就没有很大的威胁性，因为即使我们无法获取知识，也可以获得具有认知价值的东西，取得认知进步。此外，摩尔主义、语境主义、溯因主义这几种对怀疑主义的主要回应是否成功，最终都依赖于对认知价值的讨论。     

先验还原与现象学的世界问题

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从怀疑论所揭示的自然认识的超越之谜入思,遵循直观明见性的原则,以向原初的经验视域回溯的最终奠基观念为引导,论证了先验还原的必然性。借此,通过先验还原的具体实行,开启了先验经验的研究领域。最终,在经验的视域结构的揭示中,凸显出现象学的世界问题性。     

金岳霖的知识概念及相关比较

金岳霖没有直接回答何谓知识,但揭示了知识事实是关系事实,知识等同于真命题。他立足于常识,肯定知识之有,回答了知识的可能问题和知识的限制问题,但又明确指出他的知识论不涉及这两个问题。当代知识论学家在普遍接受柏拉图知识概念的同时,通过回应盖蒂尔挑战来完善传统的知识概念。为此,他们提出了无假信念条件、挫败条件、可靠性理论、结论性理由以及因果理论等方案。但是,这些方案无法弥补传统知识概念的不足和缺陷。金岳霖的知识概念与当代知识论中的知识概念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也存在明显区别。后者主要表现为金岳霖和当代知识论学家对知识有无明确的定义、知识的构成要素、怀疑论的挑战、知识概念的分析方法等方面持有不同观点。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怀疑主义的非充分决定性论证

在知识论中,非充分决定性原则主张证据不能决定性地确证我们的知识.由非充分决定性原则构成的怀疑主义论证是怀疑主义的重要论证.从非充分决定性论证的理论预设的角度看,批判怀疑主义的非充分决定性论证的方案有三种:一是否认知识与确证的必然联系,二是宣称确证并不需要充分的证据,三是坚持确实有证据支持我们日常的命题而非怀疑主义的假设.以上方法都有自身的不足,而较好的方法是语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