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启蒙到社会革命——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及其思想转向

"现代评论派"在20世纪20年代与鲁迅之间的论争,实际上是东、西方留学生之间的思想分歧与论争,是当时不同的文化流派关于中国现代性的不同想象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一方坚持欧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另一方则主张效仿法俄的社会暴力革命方式。虽然文化启蒙曾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但是由于鲁迅对文化启蒙的巨大失望,所以在"呐喊"之后已经"彷徨"。这场论争既是鲁迅思想转向的标志,也是其思想转向完成的象征。它意味着鲁迅已经放弃文化启蒙的理想,而主张立竿见影的社会革命。其实,鲁迅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文化启蒙主义者,其文化启蒙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     

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工作的若干思考

哲学社会科学具有资政育人的特殊功能。高校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科研工作,积极宣传我们党的科学理论和反映当代社会发展进步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提高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增强对社会发展的信心。同时哲学社会科学还要积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好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工作。     

日语流行语特征及社会价值探析

日语流行语是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在一定时期内被人们喜爱并经常使用的语言。它们构词灵活多变,分布在各个领域,具有言简意赅、新奇时尚等特征。虽然许多流行语生命短暂,但它们与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密切相连,从流行语中可一窥日本社会的全景。     

乡村情缘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效应

乡村情缘是融传统中国社会的宗法制度及儒家文化为一体的一种民族精神 ,它在长期的社会互动和交往中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社会互动模式。作为一种文化的民族精神 ,虽经历史的沧桑 ,至今仍对中国农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笔者试图以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及其行动系统理论为分析框架探讨在当前我国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情缘对我国农村现代化的社会效应问题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教学问题探讨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被教育部新增为法学专业核心课程,在其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注意夯实社会法理论基础,正确诠释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制发展中的应然与实然;要理顺课程体系,处理好这两者内容上的衔接;根据课程特点,强化案例教学,从而使学生获得关于该学科的全面的理论知识和实务能力。     

论江泽民对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思想的贡献

在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新时期,江泽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在社会发展动力、社会发展主体、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的关系、处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及社会发展方向六个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有认识,对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     

食品行业的社会责任及其实现——一种社会互构论的研究进路

社会互构论从更宏观的视角阐释了个体与社会、自然等人类生存共同体的二重性关系,它要求食品企业超越简单的经济目标,从更高的社会视角遵守国家法律和企业伦理,践行社会责任。保证食品安全和质量、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是食品行业的主要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性和法律性并不冲突,它们决定了企业社会责任两种不同的实现方式。强化我国食品行业的社会责任,需要发挥国家执法监管者、立法推进者的作用,也需要发挥消费者、舆论媒体、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的监督作用,更需要企业更新理念、创新制度、革新技术,在营销的各个环节做社会责任的践行者。     

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随着全球人口不断增加和经济持续增长，自然环境和资源受到的压力将越来越大。人类虽然在改善环境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不断增加的全球环境污染以及地球上可再生资源基础的退化有可能将此抵消。健康、生物多样性、农业生产、水和能源是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而这些挑战又与资源、环境、人口、贫困、体制等问题密切相关，它们是涉及当前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以这些问题为切入点探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融城与逆城：新生代农民工两难选择——基于GGF监狱调查

中国农民工已经悄然更新换代,“第一代”（或称“老一代”）农民工随着年龄老化逐渐回到农村,“第二代”、“第三代”或称“新生代”农民工登上了城镇化进程的舞台,并成为新产业工人阶层的主体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把自己看成“准城里人”,希望在公民权利、择业就业、工资待遇、生活方式、社会保障等方面,能够与城里人享有同等待遇。然而,他们却与农村渐行渐远,叉与城市若亲若疏,且处于城镇生活的“显歧视”和“潜歧视”之中,如果他们融入不了城市,又退不回农村,必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代西方经济社会学信任研究的新视野——科尔曼关于信任的研究

当代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家科尔曼独辟蹊径,对“信任”问题展开一种“综合研究”。他认为,交易中的信任行为虽是一种风险行为,但却是一种有目的的理性行为,其目的是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应“给予信任”。信任还是一种特定的社会资本形式,它基本上是无形的,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它具有不可让渡性、互惠性、可再生性和公共产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