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路径研究

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肩负的重要使命之一,通过分析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现状,从社会、高校、家庭、个人等方面探讨了当代大学生身上出现责任冲突现象的原因,强调在正确引导的基础上多方协作,通过团队学习、责任体验等方法,提升大学生的责任意识,并使其责任承担更加自主化。     

“人肉搜索”的法理思考

"人肉搜索"作为一种网络新兴事物与现象,根据其对象和涉及事件类型的不同,可分为公众人物涉公事件型、非公众人物涉公事件型、公众人物涉私事件型和非公众人物涉私事件型四种类型.从法律角度而言,四类"人肉搜索"对个人隐私的侵入程度,呈依次递增趋势.同时,"人肉搜索"事件中涉及的网络信息发布者、网络信息传播者、网站三方,各主体责任也有所不同.     

论商业秘密的民法保护

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不宜也不应当只通过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进行,而主要应当通过民事法律来保护,即采用私法保护模式.在充分论证商业秘密民法保护的可行性的基础上,从理论模式和制度模式两方面探寻商业秘密最恰当的民法保护模式,提出主要应当选择财产权理论作为商业秘密民法保护的理论基础,商业秘密权作为无形财产权的一种与物权相并列.     

论高校教师在强国之道中的社会职责

高校教师是科技、文化传播的主体.在国际权力东移的形势下,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时刻,在中国人国民意识不断增强的进程中,高校教师起着重要的作用,负有重要的社会职责.高校教师应该忠实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遵纪守法,用法律、法规和纪律约束自己的行为,尽可能预防假科学和伪科学的传播,与时俱进,通过自学和继续教育,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使高校教师体现出"大师、高德、优范"的风采,真正承担起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神圣职责.     

论企业社会责任认证的约束传递机制

SA8000是经济全球化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约束传递机制,是用“无形的眼睛”对企业行为进行监督,但企业社会责任的约束传递机制是有条件的。企业间应改变博弈,寻求有效的协作竞争机制,使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     

数字经济条件下电商平台责任认定难题和治理出路

在我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下,电商平台具有独特的法律地位,在为平台内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搭建交易平台时,其凭借与二者间形成的平台服务关系,间接地对交易关系发挥着实质影响,成为隔离买卖双方的信息要素持有者。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我国立法虽然严格地规定了电商平台的过错责任和连带责任,但在因平台消费引发的民事案件中,极少出现判令由平台向消费者担责的判例。细究判理,虽然立法上有较为全面的责任设计,但与个案层面人民法院需要遵循的追责逻辑并不契合,立法规定的电商平台责任面临着严重的实施困境。从实践情况看,困境集中表现为:在认定平台存在主观明知时缺乏裁判标准,在确认违法经营行为出现后电商平台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具有必要性时缺乏明确的程度衡量规范,导致消费者因举证不力而败诉。根本上讲,原因在于相关立法仍秉承电商平台是交易辅助人的传统思维。这与其在数字经济凭借技术优势对买卖双方享有的强势地位并不相符,故而应当基于数字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特征,构建涉电商平台纠纷的数字经济责任模式;在价值理念上纠正商品服务关系中认定电商平台的误区,回到平台与用户的数字信息服务关系上,明确其应当负有的法律责任,促进平台与政府、用户、社会主体共同打造数字经济秩序的治理合作关系。     

荣氏企业文化的建构与特色

荣氏企业集团是近代中国民族企业的佼佼者,在其经营活动中,经过不断探索与尝试,逐步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制度和理念。其基本内容和特征是:强烈的人本、和谐、创新和社会责任意识。其企业文化精神不仅在当时处于先锋位置,即便在今日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赠与人"撤销权"的厘定与赠与制度的基本构造

理论上对赠与人撤销权制度的认识存在着极大的分歧.赠与人的撤销权为民法撤销权体系中的特例之一,它实际上应被称为"撤回权",并具有后悔权的意义,在性质上更类似于解除权.赠与人的任意撤回权与赠与合同的诺成性攸关,是旨在弥补赠与被立法确认为诺成合同后对赠与人要求过苛的弊端而设计的救济性手段.任意撤回权的行使虽为法定,但赠与人亦应赔偿受赠人因此所遭受的信赖利益损失,且其责任基础不是一般所认为的缔约过失责任而应是违约责任.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中小企业多维度社会责任问题探索

企业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是企业自身伦理道德的内在要求。肺炎疫情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中国及世界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这就更需要中小企业在这个特殊时期肩负起更大的社会责任。梳理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文献,并从社会、员工、消费者、供应商等维度研究了中小企业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期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人工智能背景下医疗法律责任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医疗人工智能利用深度学习和计算机算法等现代化技术,实现辅助诊疗、医学影像、药物发掘、健康诊疗等功能,是人工智能应用最具前景的领域之一。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具备自主思维和决策能力的智能机器人医生等人工智能将对现有的医疗法律责任制度带来颠覆性影响。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医疗人工智能是否具有独立法律主体地位、传统的医疗过错责任归责能否适用、因果关系如何认定等成为现代民事法律责任制度的严峻挑战,也成为实践中的必答之问。因此,在借鉴欧美人工智能领域的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在当前阶段通过修正和完善我国民事法律责任制度,提出针对不同的人工智能侵权情形适用差别化归责原则,并尝试建立人工智能强制保险或储备金制度,设置人工智能监管机构及行业标准,以实现既保障患者合法公平权益,又鼓励人工智能技术有效发展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