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代理广告法律责任的缺陷与完善分析

近年来明星代理虚假广告的事情屡有发生,明星代理广告因内容虚假而损害消费者权益。因此,应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改明星代理广告的连带责任为与广告经营者、发布者并列承担法律责任,提高惩罚的力度;同时,明确规定任何公民或组织都可以对执法机关提起渎职的公益性诉讼,是增强执法机关依法监管责任,减少或杜绝虚假广告的有效办法。     

书评中的"I":角色责任的标记

语篇中的角色责任是指交际者因在语篇中的角色而被赋予的责任,角色责任研究可以有效克服权力研究的消极性。在语篇中,I是角色责任的标记,含有I的小句(简称I小句)的语态、语气、主位、及物性过程、情态和时态等特点体现了角色责任的态度、类型、范围、内容和程度等。以20篇英语语言学书评为语料,其中I小句的词汇语法特点表明,书评作者愿意主动承担描述自己和书评(包括作者对书的评价、对书评的组织,等等)的角色责任,并且在评价书的时候有意减弱自己角色责任的程度。     

现代企业建设中的经济伦理问题探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现代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伦理危机,主要表现为一些现代企业在生产、交换、消费等领域的经济伦理问题,不仅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和社会的长远利益,扰乱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而且严重影响了现代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研究现代企业经济伦理是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发展下的国际竞争新形势的需要,从制度伦理、经济伦理的角度,明确现代企业未来建设的方向,有利于现代企业提高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后,现代企业建设还需处理好伦理道德的主体性与规范性、现实性与理想性的关系。     

公民责任：逻辑前提与政治确证

一个健康而有序的公民社会不仅是体现公民价值与权利的民主社会,更应该是倡导公民责任的主体性社会。在伦理思想史上,无论是机械决定论还是意志自由论都没能很好地回答自由与责任的关系,只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揭示了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使我们认识到公民责任确立的逻辑前提是公民主体地位的确立,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公民责任的政治确证,是从政治意义上探讨公民为什么可以而且应当负担责任,即公民责任的政治合理性、正当性问题。公民责任实质上表现为公民基于权利作为或不作为的自由以及由此而承担的有利或不利的后果。这种对有利或不利后果的负担,实际上暗含着一种国家或社会对公民的强制,这种强制的正当性,源于国家或社会制度的正义性以及公民对国家政治合法性的认同,二者共同构成了公民责任的基础。     

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制度的法律思考

证人证言是民事诉讼中普遍使用的一种证据 ,但是在我国对它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 ,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强调证人资格 ,没有很好地把握证人权利义务的统一。     

从我国历史上看耕者有其田的发展过程

土地是人类生活最重要的条件,人们总想能得到自己自由使用的一份,但在我国封建社会制度下,农民只有帮打天下的份,却得不到应有的成果。清末,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实行公田制,由于脱离实际与绝对平均主义而失败。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是较切合实际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方法之一,但也只能在迁台后部分实现,效果基本上是良好的。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大陆后,实行土地改革,彻底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可惜的是由于领导者的急躁冒进而走了弯路;待改革开放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显示出耕者有其田的真正效果,但是,由于承包期过短也发生了用地不养地的问题,幸而能及时加以纠正,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各地实行后,仍产生了不少的问题,亟待研究完善。     

西方企业伦理走向:从最大利润伦理观到社会责任伦理观

把企业伦理划分为两大阶段即最大利润伦理阶段和社会责任伦理阶段 ,分析了最大利润伦理的极端性和危害 ,说明了社会责任伦理产生的必然性、基本内容和形成背景。最后 ,简单地对两者进行了比较。     

90年代散文的变革性转换

:90年代是散文发生大变革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的时期 ,在读者和市场的推动下 ,特别是由于众多作家的参与 ,散文肩负起了拷问人的灵魂、演绎人生变迁、绘述都市风情的新责任 ,散文的语言、叙事角度等文体特征受到巨大冲击 ,注入了新的内涵     

刑事责任能力本质之新解

因适用语境的不同,我国目前对于刑事责任能力本质的认识与大陆法系的观点形似而实异。＂刑事责任能力＂这一称谓与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体系是协调一致的,而与我国的刑法理论并不协调。刑事责任能力的本质在我国具有二重性,即犯罪能力与刑事归责能力;相应地,其地位也具有两重性,即犯罪主体的要素与刑事责任的条件。     

政府公共服务与责任伦理

政府公共服务与责任伦理建设具有重要的社会实践价值,对于政府民主体制的运作、制度的强化执行与社会公共利益的达成都将产生深远影响。政府公共服务与责任伦理建设的关键在于建构其规范基础与实践机制,一是建构政府公共服务伦理规范与评价指标体系;二是建立政府公共服务伦理的双重规制机制;三是成立与完善政府公共服务伦理的专责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