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国家法干预"先买权"的失败

中国古代不动产交易中的先买权存在历史悠久,但被清代官方法律所明确否定.然而.因家法律的否定对改变民间交易中的先买权习惯收效甚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民间惯习、中国独特的血缘、地缘社会结构及不动产买卖所依存的"村级市场"等因素外.清朝政府的经济政策也是造成国家法律调整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对先买权而言,影响最大的就是国家的税粮征收方式.由此也可以看出.交易习惯的变迁除了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直接相关外.国家法律对其干预的实效还和其他相关政策的协调性紧密相连.     

GATS框架下国际电信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准入问题——兼谈中国电信服务业的开放问题

服务贸易的第一道关口就是向进口国的市场进入,即市场准入.在GATS中最为核心的原则自然就是市场准入,这一原则对于各成员方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深远.在分析了市场准入原则在GATS中的基本涵义以及该原则在国际电信服务贸易领域的实际适用情况,并结合中国电信服务业发展及现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电信服务市场的对外开放问题提出若干思考和建议便具有现实意义.     

经由阳光政府走向法治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理念、制度与课题

公开条例是我国行政公开法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和新起点。它是在国内外行政公开法制发展的背景下出台的，其法治基础是民主、宪政、WTO的透明度原则和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公开条例体现了公开、平等、服务、便民的基本原则，确立了一系列重要制度。公开条例具有诸多值得关注的创新内容，围绕公开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存在着一系列争议问题。一年的实施准备期是学习、提高、清理、实践的过程，有大量准备工作需要认真做好。     

中国古代食品安全监管的启示

中国古代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包括统治指导思想、具体法律规范、民间行会监管等多个层次,这些层次共同形成了一个疏而不漏的体系。中国古代食品安全监管体现了顺天应时、敬天法地的法制观念,在监管规范中体现了“礼”的思想,成文法与民间法相结合,民间组织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监管可以借鉴古人的做法,形成全方位监管体系,执法队伍应引进食品行业技术人才,建立严格的行业准入制度,注重社会诚信建设。     

成文法的局限及其法律价值选择

成文法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其中包括: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等。这些局限性是以语言作为成文法载体而产生的内在的无法靠自身力量完全克服的法律障碍。成文法的局限性之根源在于法律承载着人的多元的价值追求。多元法律价值选择之间存在着冲突,成文法的局限与这种冲突直接相关。     

论物权变动的便捷与安全原则——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的相关规定

物权法的财产法性质和物权的支配性特征决定了应将物权变动的便捷与安全原则确立为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该原则在物权变动中具有独特的功能, 而不能为物权法的其他原则所代替。物权变动的便捷原则要求立法应为没有按照法定形式转让物权的交易者赋予取得该权利及有权得到救济的可能; 物权变动安全原则要求立法在物权变动中应周全地保护第三人的利益, 维护第三人取得物权的安全。我国物权立法应坚持和贯彻物权变动的便捷与安全原则。     

大陆与澳门罪刑法定原则之比较

大陆与澳门两地的罪刑法定原则在历史演进、具体表述以及对待溯及力、习惯法、刑法的解释、明确性问题上存在区别。通过二者的对比,可以丰富我们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更好地促进刑法理论的发展。     

韦伯以学术为志业的思考——基于学术人的使命与规约的视角

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将学术的作用归结为帮助人类实现理性化的生活、构成个体生命意义的精神资借,以及最终帮助人们达至清明无蔽的境界。同时,韦伯建议想要在学术研究中取得成就的人,必须坚持学术“天职”观念,奉行立场中立与价值多元的原则。韦伯的思考既彰显了学术研究对于学者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功能,也为当前有志于学术和以教职为业的青年人提供了思想财富。     

刑事政策在刑事裁判中的法源性探析

刑事政策的法源范围广阔,整体可以分为制定法源和非制定法源,刑事政策则是非制定法源中的重要一部分.基于将刑事政策作为刑法裁判规范之非制定法源这一研究视角的需要,可以将刑事政策分为作为公共政策范畴的"刑事政策"、作为特定领域政策的"刑事政策"和作为刑事法律规范的"刑事政策".在法治社会中,刑事政策通过其刑法化对刑事案件的裁决过程产生影响.其路径只有两条:转化为法律或者在法律内运作.刑事政策转化为法律,可以通过主动地刑法创制的立法过程完成;刑事政策在法律内运作只能通过被动"刑法化"的司法过程实现.     

古代中国判例的几个基本问题

根据判例在法律体系中的作用,古代中国判例的发展可划分为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和宋元明清五个历史时期。判例对补充和完善成文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封建专制集权、成文法和司法制度的不完善以及社会习惯等方面的原因,古代中国判例并未最终形成为判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