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红学历程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时期,为我国学术的转型期.这里不仅包括着学术主题的变化,也包括学术研究由综合学科向各个单科专门化方面的发展.真正意义的红学应该说是从世纪之交的三位被人称为国学大师的人的参与而正式确立起来的.20世纪红学,是由几次大的高潮连接起来的一是世纪初新红学之建立,二是50年代之批判红学,三是70年代红学热,四是八九十年代之多元化红学新潮.以小说为研究主题也只是一个过渡期,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史学、文学、哲学、经济、社会学以及化学、地质学、生物学等,便逐渐各自成为专门学科,各类专家也便相继出现了.将50年代红学称之为"批判红学",将70年代的红学称之为"政治红学",还算是比较切题的.到了80年代后期经济大潮袭来之后,不论红学研究队伍还是研究者的知识积累方面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不能固定地认为只有考证本子和作者两个问题才是红学,红学是一个综合性的科学,它不仅包括有史学、哲学、社会学、文艺学、文化学,辽包括文献学、版本学、谱牒学等.     

中国农地制度变革对农业生产力及其布局的影响

文章回顾了 2 0世纪后 80年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历史 ,指出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与我国农地制度的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对 1978年以来的农业相对统计数据与农业制度改革的相关分析 ,得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是农业生产力及其布局变化的根本原因 ,并且发现 ,尽管存在资源、制度和市场的三重制约 ,我国农业生产力布局已开始向地区专业化分工的方向发展     

国际法观念与近代中国法律改制

清朝统治者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的史实使国人尝到了对己“不平等”的苦头,于是,传统的以“刑”为轴线的法体制、法观念开始向近代转型。由此现之,虽然清末立法改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为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有意识地向西法靠近,并与西方的国际法接轨,无疑是中国近代法制转型的一个主要因素。     

1927-1937年上海童工的收入与消费研究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城市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迈进的剧烈变革时期,亟需大量廉价工商业劳动力,一些家庭经济窘迫的儿童沦为童工,从事体力劳动以换取微薄的工资来赡养家庭。童工消费从属于其家庭消费,主要集中在以满足温饱为目标的食品等领域,教育和娱乐等发展性和享受性消费所占份额较少,但反映出童工日常消费中的现代取向。上海大量童工的存在以及他们的收入与消费都和这一时期上海城市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密切相关。     

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金融服务支持作用研究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选取我国2000-2012年27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引入融资依赖度和资产有形性指标,考察金融市场发展对制造业不同行业产值和生产率的影响,结论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行业产出的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也提高了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文章最后对构建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金融服务支撑体系提出了政策建议。     

社会转型中的正当防卫界限

我国正当防卫制度在犯罪论体系中逻辑错位、在司法实践中缺位与越位的现象凸显。其诸多弊端的根源在于漠视本土文化传统和社会转型的实践。重构现行正当防卫界限,从法益衡量说走向社会相当性说,从正面要件界定走向负面清单甄选,有利于保障人权,实现防卫善治。     

转型期的日本教师培养改革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教师培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课题: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 对教师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病理长期居高不下严重动摇了社会对教师和教师教育的信任。在此背景 下,提高教师专业性,恢复民众对学校和教师的信任,成为日本教师培养改革的基本目标。为达此目标而进行 的教师培养改革呈现出“注重实践”、“强调合作”和“追求高度化”三个特点。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教师教育 改革的基本方向不会发生大的变动。     

社会转型期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的调整

社会转型期,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从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再到宽严相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社会转型过程中刑事政策的调整,从结构上来说,主要是基本刑事政策的调整。根据社会转型的主要趋势,社会转型后期的基本刑事政策应当着重体现:高度关注人权保障、"轻轻重重"两极化、强调犯罪预防。     

语言变革与五四散文的“个性”表达

文学语言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五四散文“个性”的表达。白话代替文言的新文学语言变革带来的不是“可以”表达个性,而是表达了文言所无法表达的“个性”内涵。文言表达的“个性”是指与正统相对立的那些价值观念,其话语方式还是文言的。与此不同,五四的白话语言首先是一种自我的言说方式,它为个体的任何形式、内容的表达敞开了空间。通过白话及其言说方式,现代散文表达了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个性”内涵。从语言变革角度可以更好的认识现代散文中个性内涵的表达问题。     

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公民政治认同的消极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以社会结构变迁为基础的,涉及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社会领域的全面性的社会变革和转型。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全面性、深刻性和广泛性,引起了公民政治认同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并对其产生了严峻的挑战和消极影响,具体表现为:对治理绩效认同的弱化,对意识形态认同的消解,对制度规则认同的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