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旅游的综合评价方法及其实证研究

针对过度旅游对旅游目的地造成紊乱的问题,对过度旅游的成因及危害进行总结分析,利用统计数据确定综合旅游密度、旅游强度、民宿密度3项判断过度旅游状态的指标,并将3项指标分数之和作为评价过度旅游的指标值; 使用Zipf分布双对数图与H/T断裂点法确定数据等级划分方式,采用定距分数累加方式建立过度旅游综合评价方法; 利用国内外代表性旅游城市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了所建立综合评价方法的可行性。研究认为,过度旅游综合评价分数给出了旅游目的地过度旅游程度的相对顺序,能够推测各样本过度旅游风险所对应的要素,为制定过度旅游对应政策的优先级提供参考; 在样本城市中,国外过度旅游目的地注重流量管控、征收旅游税等三四级对策,而中国过度旅游目的地注重景区保护和流量管控等二三级对策,尽管国内样本城市旅游服务负荷已高于部分发达国家,但未出现排斥游客的过度旅游现象; 国内仍需要利用经济手段避免部分地区的旅游业依赖,升级城市景区保护为城市全域保护,适时推进旅游税政策。     

收费公路运营效率测度及时空分异研究

收费公路行业内部债务治理与外部减税降费均要求收费公路运营降本增效。为了探析收费公路运营效率水平及其空间分布格局,使用SBM模型测度了2014—2020年29个省份收费公路运营效率,进而采用泰尔指数和Moran's I指数分析了其时空分异特征。研究认为:收费公路运营存在着效率较低且在时间维度上没有明显增长的趋势,在空间上存在发展不平衡问题,收费公路运营效率的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内部差异,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平均达到81.578%; 收费公路运营效率具有空间正相关性,呈现出显著的“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空间特征,运营效率较高的省份对相邻省份具有正向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各省针对相邻省份或最近省份的运营效率现状,结合自身的比较优势探索产业升级或者物流发展模式,充分发挥相邻省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集聚对本省收费公路运营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建立起收费公路跨区域合作运营机制。     

信息共享程度对物流外包激励契约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由供应商、制造商和第三方物流企业(3PLs)组成的物流外包系统,考虑了供应商和制造商信息共享程度的影响,建立了协同工作环境下的激励契约模型.结果表明,委托人偏好低努力水平时,信息共享对激励契约没有影响;委托人偏好高努力水平时,信息共享能更好的激励代理人选择委托人希望的行动.信息不共享时,3PLs只有提高对供应商努力水平的积极性;信息共享时,3PLs收入波动性增大,提高对供应商和对制造商的努力水平都能使其获得帕累托改进.本研究为物流成本在供应链成员中的分摊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提出了模型改进和研究建议.     

基于反向物流的商品定价和退货政策研究

综述了基于反向物流的商品定价和退货政策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模型,对基于反向物流的商品定价策略和退货政策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并求出了商品的最优价格和最优退货价格。基于模型,对管理提出了一些建议。最后指出了将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陕西农产品外贸物流与县域经济发展联盟体系与机制

农产品外贸物流对农业生产发展和县域经济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基于陕西农产品外贸物流与县域经济发展的条件和基础,分析了制约陕西农产品外贸物流与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构建了陕西农产品外贸物流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共享联盟”体系,包括：战略联盟、利益联盟、组织联盟、流程联盟、信息联盟、标准联盟。在此基础上提出陕西农产品外贸物流与县域经济发展的机制建设,即一个优化、三个亮点、五个抓手,从而为实现陕西经济的发展奠定保障基础,为我国西部经济未来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发挥应有作用。     

基于ROS平台的机械臂精确控制研究

基于我国东部农民工城市创业数据的分析,考察农民工城市创业历程（包括初次创业和调查时点的此次创业）是否受其人力资本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于农民工进入初次创业与进入此次创业转折点均有显著影响。由此,应尽快制定与完善相关政策（包括加强学历教育、职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等）,帮助农民工开启城市创业,并促使创业者尽快实现由生存型创业向发展型创业的转化。     

就近半城市化与去城市两级分化

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普遍选择的就近半城市化路径中,人口迁徙具有可逆性：一是从城市回流到农村的可逆性,二是从大城市回流到中小城市的可逆性。这两种可逆性勾勒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去城市两极分化”机制：类贫民窟作为物理载体仍然会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存在,但在可逆过程中,它并不会形成一个刚性的城市社会贫民阶层,进而这种可逆性成为城市社会两极分化结构中的弹性要素;特大城市也会产生,但在可逆的过程中,作为纯资源接受者的中小城市将获得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的契机,从而这种可逆性也构成了城市体系两极分化结构中的弹性要素。     

空间正义与城市革命 ——大卫·哈维城市空间正义思想研究

由于新全球化的全面扩张和都市化运动的快速推进,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方式已由传统的物的生产转换为空间本身的生产,由此空间正义/不正义成为所有社会问题中的重点和热点。作为断裂化、等级化的城市空间凸显着空间非正义问题,表现在生产领域中城市空间成为受资本力量支配的新的剥削模式,分配和交换领域中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和城市贫富悬殊的加剧,消费领域中城市空间的等级化与堡垒化。在大卫·哈维看来,要实现城市空间正义,必须在城市空间开展反资本主义的斗争,重塑公民意识,争取空间生产权。     

新形势下制造业物流体系布局优化研究

制造业物流体系是制造业与物流业协同发展衍生出的新体系模式。当前,我国已经迈入经济转型的攻关期。在这种新形势下,制造业物流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以沈阳市为例,探讨了物流体系布局优化的方法,并给出了布局优化模型。在阐述沈阳市制造业物流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沈阳市制造业物流体系布局优化方法及模型,旨为制造业物流体系的布局优化提供支持和应用参考。     

城市规模、创业边界与企业家创业

大城市更有活力且更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导致大城市的消费者异质性偏好更强,进而可能推动企业家创业边界的降低与城市创业活动的发展。为了识别这一理论机制,本文在Zhelobodko et al.（2012）的分析框架上,通过引入城市规模和消费者异质性偏好假设,构建了一个异质性企业家区位选择与创业的空间经济学模型,考察城市规模通过企业家创业边界对城市创业活动的影响,并基于2000-2016年20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及2008年中国经济普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企业家才能越高的企业,相应的产品定价会越低,产品需求量越大,而利润越高;（2）企业家创业边界除了受到城市规模的影响以外,还会受到消费者多样性偏好的影响;（3）消费者多样化偏好更强的城市,城市的创业门槛更低,城市的创业活跃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