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权法角度看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夫妻财产制度

为了解决我国公民日趋复杂化的婚姻财产纠纷,婚姻法司法解释(三)重新审视和重构当下夫妻财产制,从物权平等保护规则和所有权规则对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夫妻财产制进行探讨,指出司法解释(三)的夫妻财产制在农村离婚妇女的财产权益的保护和夫妻代表权限制方面存在立法不足,在此基础上建议要构筑明确的夫妻代表权限制制度和对宅基地制度进行改革引入法定租赁权,进而全面保护夫妻双方的合法利益。     

我国妇女组织的制度变迁模式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制度变迁可以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妇女组织的制度变迁主要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当时背景下有其合理因素,但是也受到统治者的偏好、有限理性和一致同意原则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变,在制度选择集合和制度服务需求两个方面导致了制度非均衡状态的出现,引起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因此,在新的制度环境下,探寻适合我国妇女组织发展的制度变迁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后选举权初期美国右翼妇女参政研究——社会性别之视角

依据传统社会性别,美国妇女的社会身份是贤妻良母,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极其有限。选举权实质性拓展了妇女群体的参政空间,右翼妇女自然包括其中。在罗斯福“新政”和二战期间,右翼妇女以反共、反犹、反“新政”、倾纳粹为核心的思想极具时代特征。在上述思想驱动下,她们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试图影响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通过对右翼思想和反战行为的解读,可剖析右翼妇女参政对美国传统社会性别的颠覆与突破。     

论我国居住权制度的建立

居住权是一项重要的用益物权,在人们的生存权利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学界目前对此研究的匮乏及我国立法的滞后,居住权一直未被明确规定为一项法律制度。本文试从居住权在现行法律规定中的匮乏、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以及弥补现有住房制度缺陷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论证我国设立居住权制度的必要性。     

女子院校女性创新人才培养的思考

当前我国高素质女性创新人才还极度匮乏,建设人才强国需要女性的参与。女子院校是专门为女性提供高等教育的教育机构,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创新人才应成为女子院校的重要任务。创新人才培养需要有保障系统,而构建创新人才培养保障系统,需要女子院校改革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加强对女大学生“四自’’精神教育,丰富课外科技及学术活动,营造自主学习的环境。     

20世纪30年代中国女警的设立及其职业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子警察的设立已成为世界潮流。中国于30年代首次设立了女子警察,并对女警在教育、资格、任务、着装等方面都进行了规范。女子警察的设立一方面完善了警界体制,为警界注入了新的血液,强化了警务活动;另一方面给女子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缓减了社会压力,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同时,女子警察的设立,也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新时期城市年轻女性非正规就业问题

通过在厦门市的调研发现,新时期城市女性非正规就业表现出年轻化、白领化、社会参与意识较强且有正规化预期等新特点。现行的就业和福利政策都未能关注到这个群体的成长和变化,对年轻女性非正规就业人员存在保障失灵的问题。同时,制度性的就业保护和非制度性的"职场规范"等原因导致的正规就业"高门槛",加速了年轻女性就业的非正规化趋势,且由于女性就业非正规化会形成一个自我加强的机制,从而可能将女性固化在非正规就业轨道。基于此,提出重塑职场文化,降低女性正规就业的门槛;改变非正规就业"低下"的标签,加大对非正规就业的保护力度;规避妇女福利对女性就业的负外部性,优先发展儿童福利等政策建议。     

抗争与屈从——《奥赛罗》中苔丝狄梦娜形象分析

莎士比亚在其戏剧《奥赛罗》中刻画了一位深受父权思想影响,但却一直努力抗争着的女性———苔丝狄梦娜。女主人公单纯善良,却最终成为父权社会的牺牲品。剧作艺术性地揭示了女性在当时的生存状态,也反映了剧作家的女性观。     

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觉探析《德伯家的苔丝》

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觉解读哈代的代表作《德伯家的苔丝》,探索作品中作为大自然的女儿苔丝与大自然的复杂而紧密的关系,以及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所受的压迫和约束和女性的意识觉醒,体现了作者对于男权社会的观念的控诉,对女性和自然关注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家庭代际分工与农村妇女地位提升

中国农村家庭在转型期形成的代际分工模式对促进妇女就业和提升妇女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代际分工模式将中青年妇女从家务负担中解放出来,缓和了妇女的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之间的紧张关系,为妇女持续参与市场奠定了重要基础。代际分工模式建立在亲代对子代厚重的责任伦理和家庭本位的生活逻辑之上,是转型期农民家庭应对现代性压力的重要方式。本文分析表明,代际分工模式重塑了妇女与家庭的关系状态,妇女地位的提升不再完全是家庭内部权力斗争和权力博弈的结果,而是家庭功能性整合的产物,从而超越了家庭权力斗争的视野。因此,对妇女地位的研究要立足中国本土的社会基础和制度环境,促进妇女权利保障与家庭发展的良性互动,实现妇女地位提升、真正通往美好生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