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羌学研究述评

2012年,我国的羌学研究状况与2011年相比较,反映了我国学术界更加重视羌学的研究,具体表现在研究成果增多、研究重点有所突破、研究质量有所提高,特别关注羌族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等贴近民众生活和社会发展领域的研究。同时存在着对羌学研究中微观研究较多,宏观研究较少;对文化、艺术、宗教研究较多,对文学、法律、历史、体育、医药研究较少;部分论文质量较差、低水平重复研究等不足之处。     

关于钱玄同几封往来书信的系年考辨

钱玄同一生思想多变,时而激进时而平和,这尤其真实反映在其个人书信中,因此这些书信的撰写时间就成为考察其思想变化轨迹的坐标点,不可不细加考订。目前关于钱玄同几封往来书信的系年存在失误,应重新予以辨正,以纠正以往的一些误解。     

《春秋繁露·止雨》“二十一年”管窥

《春秋繁露·止雨》“二十一年”的记载，从版本、朔日等方面来看，存在着讹误，后人也有所误解。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史料价值，它在探讨董仲舒作天人三策年代方面具有独特作用，既能与《史记》、《汉书》构成证据链，为元光元年说提供了有力支撑，又否定或限制了其他说法。同时，它又是汉代儒家著述中稀有的王国纪年资料，是诸侯王地位的标志，也是反映习惯做法、思想意识滞后于政治制度变化现象的标本。     

辽朝年节刍议

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政权,其年节习俗在保留传统草原游牧传统习俗的基础上,又吸收了中原年节的部分内容,使辽朝的年节充满了浓浓的契丹族风情,为中国传统的年节增添了新内容,使之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体现了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汇和融合。     

从“中法文化年”看我国的文化外交

中法互办文化年是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国际文化交流史上一次有益的成功尝试,也为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中法互办文化年有利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有利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共同发展,也有利于宣传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中法文化年”活动是“中欧文化交流史上的创举”,是一个文化外交的示范,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同时它也暴露出了我国在文化外交方面的一些差距和不足:我国的文化外交战略还不成熟;对本民族文化在国际文化体系中的优势定位不明确;对外文化交流缺乏更多的物质内容;缺乏“大文化”的观念。     

在校就读子女抚育费法律问题的探讨

阐述父母对在校就读的女子支持抚能费的法律根源和性质，同时对父母与满18岁在校就读子女关于抚育费问题的处理提出个人的看法。     

邓小平1961年调查研究的几个特点

邓小平1961年在黑龙江省等地的调查研究活动,具有三个鲜明特点:深入调查经济建设问题,潜心研究经济建设规律,强调要按经济建设规律办事;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听取汇报,只唯躬身实际调查;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正确集纳群众智慧。邓小平的上述调研作风,对指导新世纪调研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历史系设置文化旅游专业的实践与思考

广东省旅游业占全国１／４比重，全省高校旅游专业中，唯有广州师范学院文化旅游专科主要培养方向定位在导游上面，填补了省内高教一项空白。广州师范学院文旅专业设在历史系，以岭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为依托，具有强劲的竞争力，已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但仍有种种条件上的局限性，有待解决。为适应社会需求，应尽快升格为本科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时间考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的时间是治西汉思想史的一大关键。但由于原始史料的局限,这一时间问题的考证久未定论,争论至今主要有建元元年说和元光元年说两种观点。文章以《天人三策》的自身内容为主要依据,参考其他史料,对此问题进行考证,分别指出了建元元年说和元光元年说的纰漏,并经过认真求证,提出了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的时间当在元光五年的观点。     

宋褧生卒年辨

宋褧生卒年，《元史》乃至后代年谱、年表时有记载错误或自相矛盾处，通过辨析宋褧本人所记材料及其同时代人物记载文字，可明确得出结论：宋襞生于1294年，卒于1346年，其他说法皆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