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羌学研究述评

2011年,我国羌学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出以下的特点：重视对羌学研究中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重视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相结合、重视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统一、突出羌文化的研究与其他问题的研究并重等。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对羌学研究中微观研究较多,宏观研究较少;对羌学中的文化、宗教、艺术研究较多,对羌学中的文学、法律、历史研究较少等不足之处。     

关于债务重组收益的会计处理

“债务重组中,无论债务人还是债权人,均不确认债务重组收益”———这是会计准则对企业进行债务重组会计处理所明确的首要原则,但是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处理方法。一般来说,企业收益的处理方法有三种:计入“营业外收入”或“资本公积”,涉及以前年度事项计入“以前年度损益调整”。那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债务重组中出现的收益该如何处理呢?笔者认为把债务重组收益计入“以前年度损益调整”是比较合理有效的处理方法。     

晏几道生卒年之质疑

因为《东南晏氏重修宗谱·临川沙河世系》的发现,晏几道的生卒年似乎已经成了定论。然而此谱关于晏几道生卒年之记载并不一定可靠,证据如下：1．北宋中期史学家刘敛的记载;2．晏几道的知心朋友黄庭坚的相关诗歌;3．同时代人晁端礼的《鹧鸪天》10首及其自序;4．《东南晏氏重修宗谱·临川沙河世系》之生卒年记载错误极多。     

1933年冀鲁豫黄河水灾与救济

1933年7、8月间,黄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其中以冀鲁豫三省灾情最重,受灾面积达1万多平方公里,受灾人口300多万,财产损失2亿多元.国民政府在灾后成立了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对灾区进行急赈、工赈和卫生防疫.尽管这次赈济活动有健全的组织和制度,但由于投入太少,成效甚微.这场水灾救济的失败,既加重了当时中国的农业恐慌,也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在救灾方面的无力和无能.     

孚远保卫战年代质疑

1933年11月13日，马仲英的军队进攻孚远（今吉木萨尔），守城军民经九昼夜奋战而取得胜利。但有关史著对此战发生的时间记载有误。文章根据各种资料的记载，纠正了误说。     

徐光启《考工记解》探析

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博采众家之长,撰写了《考工记解》一书。由于该书尘封多年,其成书年代、眉批作者等诸多问题尚待破解。本文认为徐氏完成该书的撰写工作应是1621年,并最终于1623年由茅兆海作跋而加以刊刻。目前仅存明清之际的抄本,其眉批应系徐光启本人所作。由于具有生产技术经验和难得的西学知识,徐氏在书中不少地方对《考工记》作了超出前人的较为科学合理的释读。虽然也有因袭旧说而致误之处,但从整体上看,《考工记解》具有一定的科技价值,应为徐光启科技成就的组成部分。     

杜诗《洗兵马》系年平议

杜诗《洗兵马》系年有多种说法,文章针对史料的选用及对文本意指理解的多歧性,比较诸说得失,将该诗放在同期杜诗及其整体语境中重新审视,主张该诗或当作于乾元年春。     

“商—周考古界标”平议

考古学上的先周期和西周初期这两个陶器群所代表的年代,在武王克商前后是交错 重叠的。徐良高说武王克商后丰镐地区商文化因素突增不符合实际。因此,把97SCMT1西周初 期地层叠压先周期灰坑的地层关系称为“商—周考古界标”是不科学的。碳十四测年方面的专 家,听信“商—周考古界标”的错误主张而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可信度受到影响。夏商周断代 工程把由此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作为推定武王克商年的出发点,是很大的失误。     

1945年前后乡保人员暴力现象分析：制度的视角——以浙江省新昌县为个案

目前,学界大多把南京国民政府后期乡村社会的失控归结为"劣绅"当政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国家制度的影响.文章力图从国家制度的视角来分析1945年前后乡保人员征税过程中的施暴现象以弥补上述漏洞.     

论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

关于晚清"同光体"的前身,陈衍上溯为道咸年间的"宋诗派",钱基博等则强调桐城诗派的影响。事实上在道咸年间的诗坛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宗宋风气,这种宗宋诗风是由"宋诗派"、桐城诗派和经世派共同形成的。而陈衍对"宋诗派"的推崇,则与他所持"学人之诗"的论诗主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