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市民法私主体权利取向哲思

西方古代城邦社会实际上就是以城邦为基础的国家。中国古代社会是根据宗法制度建立起来的宗法社会。西方近代政治社会主要是指国家,尤其是指近代国家。与政治社会或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市民社会的含义逐渐演变成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安排、规划、制度。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法权,一是私权,一是公权;并以此为规范对象分别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两大法律部门,即私法和公法。(市)民法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法律表现形式,它通过认定权利来维持市民社会的秩序,划定政治国家和其他市民不得随意进入的空间。从价值哲学角度看,市民社会是一个以市民权利为取向的社会,(市)民法亦当是以私主体权利为取向的私法。现今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健全,大面积城市化引致了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与成熟,亟需民法高扬市民即私主体权利的价值取向。     

唐代墨敕斜封官初探

墨敕斜封官是中国古代职官制度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但由于史料的匮乏,对于这种非正式的授官方式,历来史家对之研究甚少。本文在搜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试对这一现象的产生背景、内涵、实施主体、待遇、废行及其影响、实质作一扼要分析。     

朝向乡村振兴的神话资源价值研究——以“双重漫游者”新乡贤为视角

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实践,使得神话资源的文化价值受到关注,它与乡土社会的传统融于一体,尤其是植根于特定文化空间的乡土记忆被还原式地打开,情感真挚、伦常温馨的神话叙事唤醒了以“神性、诗性、乡性”为中心的多维身份认同。文化乡土的归宿本质也从神话资源的发掘与转化中得以自明。有着城市身份而又执迷于乡村生活的“双重漫游者”,寻访家乡情怀(乡愁乡愿)的神话之根,重拾乡村记忆,重建乡村文化建设主体身份,以既有开放眼界又有本土实践的新乡贤力量,担当起乡村振兴树魂立心的神圣使命。     

停止制造资本主义何以可能：约翰·霍洛威激进批判理论阐释及反思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五光十色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图景中,“开放马克思主义者”约翰·霍洛威以其“停止制造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主张而在左翼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在霍洛威看来,马克思的理论本质上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批判理论。为了适应当代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形势,这种批判必须借助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将阶级斗争理解为“非同一性的运动”。一方面,霍洛威强调“我们制造了资本主义”,因而“我们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另一方面,霍洛威也认为只有“我们”作为革命主体能够“停止制造资本主义”。为此,他提出一种以“尊严的抵抗政治学”为核心的非夺权式裂解资本主义的革命方案,即革命的实现只能来自我们对抽象劳动的拒绝,来自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责任担当。审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霍洛威“停止制造资本主义”的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主体性”从萌芽到消解之路径——西方文论流变深层机理剖析

“主体性”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概念。主体性以“人”为认识主体,强调“我”的主体地位。19世纪末,哲学发生明显的转向,主体性被逐渐削弱。西方文论受到哲学思潮转向的影响,也从主体性文论转变为以主体间性和以他者为核心的文论。在哲学视域下梳理西方文论的转向,有助于对西方文论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乡村文化治理

乡村文化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其中。多中心治理理论,打开了乡村文化治理的新视角,并与乡村文化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当前,乡村文化治理面临着基层政府“行政主导”模式突出、社会组织和农民参与性不强、专业人才短缺等现实困境。在多中心治理理论指导下,提出基层政府应搭建乡村文化治理的整体性框架;社会组织则对接政府扶持,协调乡村文化治理;农民应发挥主体性,积极参与乡村文化治理;企业竞争性参与,发展乡村文化产业。通过多方参与的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破除乡村文化治理难题。     

再论信息的本质

信息作为物质与能量的存在和运动的形式及其表征,既是客观环境中事物的物质与能量的存在和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及其在自组织系统中的反映,又是自组织系统产生的用以规定环境中对象事物的物质与能量的存在和运动的形式的东西.自组织系统的处理信息的控制程序把上述客体的被动的信息(输入)和主体的施动的信息(输出)连接起来.控制程序作为有组织的整体化的主体信息,通过归纳整理在处理个别的零散的信息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而形成,并变动和发展.根据处理环境信息得出的控制信息能否实现预期的行为目的,自组织系统认识环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着自组织的生存活动.     

证券中介机构虚假陈述特殊侵权责任形态——“部分连带责任”之探究

随着投资者维权意识的增强,证券中介机构在虚假陈述纠纷中被要求承担责任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但我国证券法律法规体系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相协调、未能正确认识中介机构在虚假陈述中的特殊侵权责任,从而导致其责任形态在各案中混乱无序的问题。庆幸的是,主张中介机构在不同过错程度下应承担不同形态责任已成为主流意见,其中“部分连带责任”逐渐在司法实践中被确定为中介机构在过失情形下承担的一种特殊侵权责任形态。一方面,要求中介机构承担“部分连带责任”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另一方面,该特殊责任形态实质上并非“不真正连带责任”,也并非“单向连带责任”,其要求中介机构在与委托人行为原因力重合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并在最终责任上与对该连带部分责任具有原因力的其他责任人共同分担,兼顾了压实其“看门人”责任之要求与“过罚相当”之原则间的平衡。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快速发展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中国经济的新亮点,也是中国企业积极响应中国政府"走出去"政策的表现,本文重点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分布、区域分布和行业分布的现状进行讨论,最后对我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实践提出建议。